玉兵之钺 ——权利与信仰

古代早期玉器分两大类,装饰品与器具,后来这两类玉器中又分化出礼器,装饰品与器具,都有演化为礼器的例子。史前最具代表性的玉禮器璧、琮、钺,便都是起源于实用的工具与饰品。璧、琮、钺的意义,分别与天、地、人相关联,即是祈天、祷地、治人。

从工具到权杖

礼器是权力的影子,人类社会在需要建立崇高权威的时候,很自然地出了权力的象征物。权力,是一种无形的威慑。绝对的权力,至高的权力,常常又要借助有形的物件来作象征,作标志。认定与改装现成的物件,权力符号的确立非常自然,也很容易得到认可。

这个权力的标志,最初可能是一个特有的图形,或者是一类贵重的华丽饰物,又或者就是一柄特别装饰的工具斧子。

将一柄斧子化作权杖,化作神器,又经历了怎样的观念转化与提升过程呢?

许多史前时代末期与青铜时代早期遗址都出土不少玉斧、玉钺,以玉为斧钺,它是拿来作斧子用的么? 当然不是,因为许多的玉质斧钺都没有见到明显的使用痕迹。玉钺的器形,虽然脱胎于斧子,却是比斧子寓意高得多的物件。

玉钺造型多样,有璧形钺、风形钺和斧形钺之分。璧形钺扁平,有大圆穿孔,形似玉璧,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就有多例出土。或两侧有齿状突起,刃作连弧形,刃口锋利,类似的璧形钺在河南二里头遗址有多例出土,成都金沙遗址也有发现。

所谓风形钺,是说它的外形顶窄刃宽,有点象“风”字形。有的风形钺,两侧有扉牙,刃部平直,两端上翘。有意思的是,这种玉钺最早也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在殷墟和西周墓葬中也有出土,或者又称作“戚”。

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柄斧形钺虽然外形像石斧,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细细观察,在它的两面都雕琢有对称的纹饰,制作非常精致。顶部纹饰以兽面纹为中心,兽面纹有双角、卷耳、双眼构成。兽面纹的外侧装饰变形夔纹。下部纹饰装饰在器身的两侧,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这件玉钺的玉材,据研究是来自四川当地,应当是古蜀人自己的作品。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

金沙出土的这样的精美玉钺,可不是像石斧一样用于砍伐树木的。玉钺上的兽面纹,其实应当是古蜀人传说中的神灵的样子,这一定是一柄威力无比的神钺。这玉钺的主人,也许就是某位蜀王。蜀王拥有这神钺,就拥有了沟通人神的法宝。玉钺也应当是蜀王的权杖,他的臣民在这权杖的指引下赴汤蹈火。玉钺象征着什么? 玉钺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呢?

十几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短文:砍到木山,盖起干栏屋,一柄神奇的石斧造就了一代新寨主,战胜入侵敌酋。一柄无敌的石斧,让一位英雄头角崭露。那是洪荒时代的传说,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生疏。斧子变大钺,不再砍伐杀戮,象牙雕饰、美石琢磨,斧钺神威依旧,篝火熊熊,群情激昂,英雄一夜间被推举为领袖。胸怀虔诚,手秉大钺,为子民求丰谷祈顺雨。威风凛凛,手秉大钺的他,开拓邦土大野逐鹿。大钺作识,随生随死随葬坟墓,他的威严和他的功绩,都由大钺记录。大禹执玄钺,栉风沐雨,足迹遍九州。成汤秉白钺,如火烈烈,威风抖擞。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牧野誓师灭殷纣。风随钺起,雨从钺行,大钺变换了人间天地,大钺变换了日月星宿,那是青铜时代的史诗。从石钺陶钺,到玉钺铜钺铁钺,大钺见证英雄时代,大钺彰明王权威武,大钺映射着中国早期文明进行的脚步。

商周兽面纹玉钺,出土于金沙遗址。商代亚醜钺,山东博物馆藏。1965年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亚醜钺经历了当年古老部族的辉煌,又经历风霜的洗礼、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淀,传承至今,是青铜器中的瑰宝,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新石器时代,石斧是使用很广泛的生产工具。 后来石斧又作为战争武器使用,当然战争指挥者手中的斧是用玉制成,这成为他的权杖。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时期就有这种权杖,河南汝州阎村出土的大陶缸上,绘有装饰华丽的石斧。再后来用于权杖的玉斧形状有了明显改变,斧身变薄,斧刃变宽,演变成并不能实用砍伐的象征性用具,也就有了“钺”这个专用名称,在早期文字中它写作“戉”。

玉钺出现在新石器晚期,较早见于庙底沟和红山文化,凌家滩和良渚文化出土玉钺较多。良渚玉钺由冠饰、钺身、柄饰组成,顶窄刃宽,有的钺刃部一角雕琢出神徽图形,制作精致,显示出主人拥有的威权既高且重,威威赫赫。 金坛三星村和滕州前掌大的玉钺以鳄首和虎形为饰,是对权威的明确宣示,也是权杖内涵最好的注解。

在大汶口文化的陶缸上,发现刻有戉的图像。在良渚文化的陶罐上,则将戉形明明白白地作为一个字符刻入到一个词组中。这说明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陶器上刻画的杖戉人像,彰显了戉之威严。

夏禹、商汤王和周武王,他们手执大钺的架式,原来是从更古老的史前先人那里学来的。

戉与“王”

王者,一族一国之主。汉字早期在表达这个王字时,采用了一个特别的代指方式,以“戉”指代“王”,表明了“戉”即“王”的涵义。

周汉时代对“王”字有一些解释,只是臆断成分较重。《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孔子和董仲舒也没有将这个字解释准确,都是想象的成分较多。

甲骨文的发现,为推定“王”字的本初意义提供了证据。 吴其昌说,戊、戉、戍、成、咸诸字皆由石斧的形状演化而来,其锋刃左右旁向者衍为上述各字,其锋刃向下时则衍为工、士、壬、王诸字。这个斧头的形状,居然造就了如此多的字形,斧头的方向判定了字的意义,让我们见识了古人造字的意趣。林沄先生有专文《说“王”》,论王字本像无柄且刃缘向下的斧钺之形,表示军事统率权,后来这军事统率权的象征演变为王的权杖。他还提到“扬”字是“钺”字的同义字,而且可能“王”的读音与“扬”有关。由象形字看,这个“扬”就是一人手举起类似权杖物件的器具,或者是双手举起一个“王”,是动态显示。斧钺的象形,是王字定形的基础,这已经成为古文字学家的共识。徐中舒先生也说戉的写法,“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甲骨文存在的商代,钺已经是青铜质,而戉字的出现却是更早时代的事,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就是证据。良渚文化玉戉的背后,也许已经有了王权的定义吧。

说起这个戉字,还有几个相关的字形字义可以有更多的提示。一是辛,另一个是辟,还有壁。

金沙遗址发掘地。

有研究者论“辛”,说最早的甲骨文上的“辛”,是一把执行最严厉刑法的割人肉用的锋利小刀,三面有刃,字的下尖或左偏或右偏,表示刀锋歪斜,类似雕刻刀。这样解释甲骨文中的“辛”,其实并不到位,“辛”的字形其实是一柄刃部向上的戉。

再看看带有“辛”字根的“辟”,甲骨文写成用戉砍掉了一个人的头的样子,所以这是一种极重的刑罚,砍头,古代谓之“大辟”。王是下达或者执行“大辟”的主体,所以王又有了“辟”这样奇怪的代称,这与用戉代称王的意义是一样的。

《诗经》中有辟王,如《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周颂·载见》有“载见辟王,曰求厥章”。这里说的“辟王”,就是周天子。后来孔颖达《毛诗注疏》解“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说上帝是托言君王,“辟”就是君,也就是天子。

汉代贾谊《新书·审微》说到这样一个故事:卫侯要朝见于周天子,掌管接见事务的周行人问他的名号,说是叫“卫侯辟疆”。周行人听了不高兴,他很郑重地对卫侯说:“启疆、辟疆为天子之号,诸侯是用不得的。”怎么办呢?卫侯不得已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如此天子才接受了他的朝见。可见当时对辟字的用法,还是有明显限制的,不可随便用这个字取名。

还需要提到的,《礼记·王制》曰:天子之学曰辟雍。《韩诗外传》说,辟雍“圆如璧,壅之水”。汉班固《白虎通》说:“天子立辟雍何? 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圆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之义,本取象于璧,汉代王充在《论衡》中干脆写作“璧雍”。古时又说,辟雍为天子飨饮之处。天子或讲学或饮酒,不论怎样说,这辟雍都是天子活动的地方,以辟(璧)取名,也在理中。

1.良渚文化以玉器的生产制作最为突出,玉器种类涵盖以琮、钺为代表的礼仪重器以及一般装饰品。玉器上通常采用浅浮雕、阴线刻和镂雕等工艺雕刻出精美的纹饰,纹饰以神人兽面纹为主,它被学者称为“神徽”,是良渚先民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2.龙山文化玉钺。

天子活动的这个特殊的建筑辟雍,以“辟”为名,是因为圆形如璧形,四面壅水环绕,周圜如璧。这些解说将天子、辟、璧相提并论,这样说来,辟之名,可以是天子,也可以就是璧。

金文璧字恰恰是借用了辟字的字形,借形亦借义。享天子以璧,璧是献给天子的,璧因此有了天子的称名“辟”。璧的得名,是顺理成章的事,辟(天子)之璧用以祭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璧是由辟而来,辟即为戉。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发现过璧形戉,也许透露出了一个信息:璧与戉之间本来是可以划等号的,都是王权的体现。

钺色玄黄白朱

钺之色泽,有玄、黄、白、朱之分。古籍文献对这颜色的叙述,似乎体现有特别的含义,也许并不是明指钺体光色之色。

玄钺、黄钺、白钺,见于《说文》引述《司马法》的内容,“戉,王伐切,音越。 威斧也。杖而不用,明神武不杀也。《司马法》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旄”。

钺色的不同,是因石、玉、铜、铁显色的原因。如色黑为“玄钺”,指的是铁刃铜钺。黄钺自然就是铜钺,黄为铜之本色。朱钺出现在王莽改制过程中,见于《汉书·王莽传》的记述:王莽受九命之锡,“左建朱钺,右建金戚”。

钺色的不同,还见于《史记·周本纪》的记述:“(武王)至纣死所.....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 武王又射三发,击之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裴驷集解引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晋崔豹《古今注·舆服》:“金斧黄钺也,铁斧玄钺也,三代通用之以断斩。”可见古人也认为钺之色称来自材质,但这其中也还存有一些疑问。

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下说:“铁斧,玄钺也。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注意这里强调斩妲己用玄钺,而《周本纪》说武王以黄钺斩纣,以玄钺斩嬖妾,这一个细节过去被研究者忽略了。我们隐约感到这里的玄黄二色未必只是铁与铜的含义,似乎还与性别相关联,或者还与天地阴阳相关。

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很自然地想起“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天地四方之色,被赋予在礼玉上,苍天黄土,让我们反过来又想到了玄钺与黄钺,也许它们并非材质的显色。

《易·坤》云:天玄而地黄,这是天地之色,所以《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开篇。这样说来,玄钺黄钺有可能指的是天钺地钺,以黄钺斩王,以玄钺斩后,也算是阴阳相克。我们还注意到孔颖达疏引《六韬》说:“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戉。”可见古代也是有天钺之说的。

钺色夏玄、商白、周黄、汉金朱,这五色之钺,钺色的意义还需要探索。

关于玉兵与“玉兵时代”

随着史前玉器出土越来越丰富,“玉器时代”在30多年前被一些考古学者提出来,倡导将它作为考古分期的重要一环。“玉器时代”的提出,主要是因为大量发现的斧、铲、刀、凿等“玉兵”,有学者依据《越绝书》中风胡子所说黄帝时代“以玉为兵”的说法,认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以玉为兵”的时代。1986年张光直先生也明确提出上古至三代的中国历史应该划分为四个时期:石器时代、玉琮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指出玉琮时代在正好代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转变,这也是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

“玉兵”源出晋袁康《越绝书》。《越绝书》中记有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风胡子向楚王讲述工具兵器演进的历史,他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斫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通平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向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风胡子说了以石为兵、以玉為兵和以铜、铁为兵四个前后接续的历史阶段,整体框架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比较有争议的是因“以玉为兵”而引申出来的“玉兵时代”。

风胡子所说的“兵”,实意指称的是工具,他说到石兵、玉兵与铜兵,都指的是工具,只有铁兵明确是兵器。甲骨文象形字的“兵”,是一双手握着斧斤的样子,《说文》说“兵,械也”,就是器具。

工具类玉器且有兵器作用的,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判断,大约有镞、矛、刀、戚、戈等。以玉为材质制造的兵器,应属冷兵器之列,考古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及新沂县的花厅等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玉质的斧、刀等,上古时期一器多用,它们既是武器也是生产工具,也说明玉兵源于石制生产工具。

作为工具或兵器的玉器,除极少情况外,它们在使用上与石器并没有明显不同。而且可以肯定地说,“玉兵”在数量上始终也没有超过“石兵”。 在玉兵中最重要的是玉戉,它标志了王权的诞生。

以钺为代表的兵器确实是通过玉化的途径完成了王权的符号化,可以说以玉戉为代表的玉兵应当是指示了一个时代的变换过程,可以看作是早期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龙山和良渚文化是这个变换过程的完成阶段,它一定是发端于更早的庙底沟、红山、凌家滩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一部分也许就隐藏在新石器时代玉斧的背后,现在也许已经到了我们绕道玉钺背后看历史的时刻了。

乔治·特罗布里奇(George Trobridge1887-1955)收藏。乔治·特罗布里奇是一位采矿工程师,于1920年来到中国工作。当铺仓库,碉楼式旧青砖楼矗立于市井建筑之中。拍摄于广州,1921年间。19世纪下半叶开始,广州典当业迅速发展,出现当、按、押、小押几种典当铺,其门店规模、资本大小和期限长短各有不同。作为保护贵重物品的建筑,此标题建筑既要通风、透气,又力求坚固、防盗、防火。

爱德华·邦斯德鲁(Edward Bangs Drew 1843-1924)美国人。

1865年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工作,曾任中国晚清海关福州和宁波税务司,中国人称他“杜德维”。

广州城,拍摄于广州,1895年。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领导了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乔治·特罗布里奇(GeorgeTrobridge1887-1955)收藏。乔治·特罗布里奇是一位采矿工程师,于1920年来到中国工作。当铺仓库,碉楼式旧青砖楼矗立于市井建筑之中。拍摄于广州,1921年间。19世纪下半叶开始,广州典当业迅速发展出现当、按、押、小押几种典当铺,其门店规模、资本大小和期限长短各

作者:王仁湘

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