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8月法国一家画报描述了阿斯特拉罕市的霍乱暴乱，画面表现了暴徒们在医院外袭击医生的情景。
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新爆发的传染疫情，在还没有治愈方法、没有有效预防措施的时候，都可能成为“各种非理性仇恨和偏见”的导火索。有时候，这种不理性的仇恨针对受到感染的病人，有时候针对“他者”：穷人、流浪者、犹太人和外国人。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卡罗·金斯伯格在其著作《迷醉：揭开巫师咒语之谜》中这样描述社会危机中的群体性忧虑：鼠疫等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刺激了人们，加快了他们寻找替罪羊的脚步，好让自己的恐惧、偏见和绝望得以释放。
弱势群体成为替罪羊
要说古典时代神秘疫病引发非议和暴力行为的例子，不得不提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瘟疫。现代学者认为这场瘟疫可能是从非洲传染而来的斑疹伤寒，关于这场疫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在修昔底德笔下，瘟疫引发的恐慌有单一的指责方向。当疫情到达希腊的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时，当地居民流传说，瘟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人在蓄水池里放了毒药”。当疾病流传到人口稠密的雅典城后，依然能够听到这种声音。在雅典，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染病身亡，据修昔底德记载，雅典“在册的公民兵中，因瘟疫而死亡的不下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是没有人能够确知的”。瘟疫在一年后的430年再次爆发时，雅典人不再责怪外人或受害者，而是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领导人——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认为他坚持的对斯巴达人的毁灭性战争造成了这场灾难，这种质疑引起了雅典的政局动荡。
与古典时代一样，中世纪的黑死病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動荡，与修昔底德关于雅典瘟疫的记述不同，欧洲人把黑死病归罪于多个群体：在法国南部的纳博讷，人们把矛头指向了乞丐;在西西里岛，当地人指控外来的加泰罗尼亚人;不过在更多的地方，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据说部分原因在于犹太社区患病普遍较少，这一发现让很多欧洲人开始怀疑是犹太人制造了黑死病。
各地对犹太人的指控可谓汗牛充栋，比如说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小城西恩，当地人抓到了一位在水井中“投毒”的犹太人。到了第二年的秋天，这位投毒的犹太人居然当着法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这位名叫阿济迈的犹太药剂师向法官承认，自己受到了犹太人领袖的指使，犹太人领袖让他用青蛙、蜥蜴和人肉制成毒药，然后分发给其他犹太人，让他们往水井和河流中投毒，以此来毒死所有的基督徒。历史记载表明，在1348年至1350年之间，有1000多个犹太人社区被铲除，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儿童，整个社区的犹太人被集中在岛屿或犹太教堂里被活活烧死。黑死病造成的偏见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不仅在中世纪，在整个欧洲史和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自近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因为瘟疫对某个种族的杀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他者”作为替罪羊的偏见模式已经消失了。《苍白骑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它是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科普作家 劳拉·斯皮尼认为，1918年大流感时期，南非的白人将南非黑人当作了替罪羊，这直接促成了种族隔离立法的第一步。
瘟疫是精英阶层杀死穷人的手段？
如果说在近代之前，瘟疫会引发政府、精英或者普罗大众毫无理性地怀疑外国人、犹太人或穷人，那到了19世纪霍乱出现的时期，对瘟疫的偏见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霍乱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从1817年到1896年共有5次大规模的暴发，流行范围从印度扩展到亚洲其他地方和欧洲，然后又进一步殃及非洲和美洲，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而霍乱所引发的仇恨和暴力也超越了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几乎遍及每个欧洲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截然不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中，阴谋论的内容和性质、骚乱者愤怒的目标却是极其相似的。
可以肯定的是，从纽约到俄罗斯的霍乱暴动之间没有任何信息交流，但暴乱者关于霍乱背后的阴谋，却有相似的认知，认为霍乱是精英阶层策划杀死穷人的手段，卫生部门、医生、药剂师、护士和政府官员是霍乱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井水投毒的“神话”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在1319—1921年（时间对吗）屠杀麻风病人和黑死病流行期间屠杀犹太人的档案中也可找到。但是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不同的是，19世纪的霍乱暴动很少针对犹太人或其他边缘群体（从来没有针对过麻风病人），民众的愤怒不是转向“他者”，而是针对统治阶层，尤其是医疗专业人员、当地警察和政府长官。
1830年代，霍乱席卷了包括伦敦、都柏林、巴黎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方。在巴黎，霍乱最终导致近1.9万人丧生。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与医疗史教授弗兰克·斯诺登在他的著作《流行病与社会》（Epidemics and Society）中说，人们认为霍乱是国王路易·菲利普领导下的不得人心的政府在井中投放剧毒砷化物所致，也有传言说全市的面包、蔬菜和牛奶中都有毒粉。霍乱暴动发生后，警察和军队一度不能控制局面。斯诺登认为这些事件的集体记忆加剧了巴黎统治者对“危险阶层”——穷人的恐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爆发的两次最恶劣的阶级镇压案例——对二月革命的暴力镇压和对巴黎公社的血腥屠杀也发生在巴黎。
在英国的多个城市也出现了霍乱暴乱，最典型的是利物浦。1832年5月，利物浦的码头工人克拉克先生和妻子腹泻，被医生怀疑患有霍乱，被分别强制送到两所医院隔离。结果有上千下层人士跟随其后来到医院，向医生扔石头，破坏医院建筑，暴乱一度失控。有学者研究发现，从1831年12月至1833年1月的13个月中，在不列颠群岛发生了72起霍乱暴动，其中大多数是几千人以上规模的，暴乱分子主要袭击医生并摧毁收治霍乱患者的医院。
在1890年代，霍乱暴动达到了新的高度，暴动的范围从东欧和俄罗斯以燎原的速度蔓延到伊朗、叙利亚和埃及，暴动者的数量也达到了顶峰。1892年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市，谣言四起，传说霍乱病人被强行带到医院，然后被活埋，这引来1万人围攻隔离霍乱患者的医院。这些抗议者将自己视为“解放者”，将感染的病患从医院这个假定的“死亡集中营”中解救出来。接下来，暴乱者冲向总督官邸，将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阿斯特拉罕市霍乱暴动大约一个月后，塔什干的本地居民被霍乱患者恐怖的死状吓坏了，失去了理智，认为这是俄罗斯医生要毒死他们。于是5000多人发疯般地闯进了该城市的俄罗斯人居住区。暴乱者手持左轮手枪和匕首，掠夺了商店，并向所有“碰到的市民”扔石头。暴乱分子还摧毁了副市长的住所，并在街上追赶他，践踏他，用石头砸他，殴打他致死，副市长的尸体面目全非。最终，哥萨克骑兵杀死了70人，重伤数百人，才平息了暴乱。在这两次事件之间，还有无数较小的暴乱，可以说霍乱暴动席卷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
现代以来，这种与流行病相关的阴谋论模式并没有消失，2014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当地人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人送进医疗中心后，出来的却是“七窍流血”“身体变色”的冰冷遗体（这是埃博拉病毒致死的典型症状），当地民众指责“外国医疗团队才是把病毒带入的‘真凶’”。甚至更有传言说，防疫隔离中心是榨干人血、走私盗卖人类器官的“屠宰中心”。即使媒体也传播阴谋论，利比里亚的《观察家报》刊出一篇文章，称埃博拉病毒是美国军方设计的生物武器，用来减少地球人口。不久后，网络上出现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已将埃博拉病毒申请专利，准备让该单位與美国制药业合作研发的疫苗大赚一笔。与此同时，大批受到煽动的武装分子不断对防疫据点发动攻击，甚至杀害了世界卫生组织派遣的防疫专家。
2016年引发婴儿小头症的寨卡病毒在巴西也引发了类似的阴谋论，认为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团队创立的牛科公司（Oxitec），2011年开始在巴西释放基因改造过的蚊子以对抗登革热，因而引发了寨卡疫情。
瘟疫也能弥合阶层冲突
并非所有的瘟疫都会催生指责、仇恨和集体暴力。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142卷的《罗马史》只有35卷保存到了现在，就在这短短的残卷中，就提到了57次瘟疫，李维描述了传染病的另一种社会和心理后果。根据李维的记述，罗马人没有把瘟疫归罪于正在交战的邻国，瘟疫也没有造成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分裂，甚至暂时将社会各阶层团结在了一起。
在李维笔下，同情而非憎恨是瘟疫带来的副产品。例如，公元前399年，严寒的冬日之后是酷热的夏季，随后疫病降临罗马城，这种疫病对人类和动物都是致命的，并且找不到治愈的方法。像其他危机时刻一样，元老院投票表决后，决定查阅《西拉比预言书》，根据得到的指示，面向所有人召开神宴（lectisternium）：在整个城市中，家家户户的大门开敞，各种物品都摆放出来供人使用，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会受到热情款待。曾经的对手也友好交谈，所有的诉讼都被撤回，在此期间，囚犯身上的手铐也被松开，因为已经被神宽恕的人再被束缚是不合适的。
李维说举行神宴是祈求神的帮助抚平神的愤怒。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少两次致命又神秘的疫病侵袭了罗马城。为了结束灾害，政府至少召开了三次神宴，慷慨解囊，把钱财分配给公众，此外还延长了假期。在李维笔下，瘟疫有时候还成功地结束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例如在公元前433-432年，平民和贵族“把神殿挤得满满当当，到处都是跪拜的妇女，她们的头发扫过神殿的地面”。因为担心瘟疫过后饥荒尾随而至，政府几乎花光了国库的钱，用以购买从国外运来的谷物。
理性看待瘟疫
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疫情相伴相斗的历史，从鼠疫、天花、疟疾到本世纪的呼吸系统疾病 SARS 和埃博拉等传染病，对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不亚于战争、革命和经济危机。而如今新的传染病层出不穷，在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这一种传染病被消灭了，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与流行病的这场战争中我们并没有胜利，而伴随着流行病而来的社会现象——寻找替罪羊、暴力、集体歇斯底里和宗教狂热也依然会存在下去，牢记历史的教训也许有助于今天的我们理性看待瘟疫。
作者：马红研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