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美国西雅图，一名电车售票员拒绝不戴口罩的乘客上车。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华盛顿西雅图采取的预防措施包括要求乘客必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佩戴口罩。
早在3000年前，隔离就是先民们防止疾病扩散的手段。 随着人们日益了解了疾病的传播途径，隔离的人群越来越精准，如今，检疫隔离已经成为对抗传染病的标准做法。 除了少数例外，通过隔离潜在的病原体携带者，大多能够延迟或控制疫情的发展。今天，面对疫情一般人都会自愿隔离。但纵观历史，隔离作为强制措施才是常态。
“隔离那些异教徒”
最初，在对抗麻风病时，隔离作为一种手段偶尔被使用，《圣经·利未记》可能是已知最早提到疫病隔离的典籍，这部犹太人的律法书中提到若干种皮肤病，例如麻疯病，必须接受检查，并实行隔离：有麻风的灾病生在疮中。祭司若察看，其上没有白毛，也没洼于皮，乃是发暗，就要关锁7天。
麻风病是由麻风分枝杆菌引起的，犹太人拉比当然对这种细菌一无所知，但他们确实知道隔离的价值。这些相关章节可能成书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如此算来，疫病隔离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早期的记载中，隔离作为防止疫病传播的手段是非常简单粗暴的。直到1850年代，作为一项医学技术的检疫隔离才算是成形，而且僅仅限于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进步神速的欧洲和美国等地区。
犹太人相信他们的上帝会治愈麻风病人并保护未受感染者。因此严格说来，他们的隔离并不属于疾病的预防方法。将近1000年后，疫病隔离才算出现。公元541年，一场后来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疫病席卷了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地区，染病的人表现为突然发烧、淋巴结肿大、精神错乱、呕血和死亡，这是鼠疫的典型症状。据当时的一些作家记载，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 ”。到了542年，鼠疫降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说该疫病“每天造成多达1万人死亡。” 《牛津拜占庭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 1/3人口。
当时拜占庭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也染上了鼠疫，但他幸免于难，并且之后对鼠疫产生免疫力。在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之后，他迅速采取措施处理首都那些堆积的尸体，并预留财政资金来支付挖墓者的费用，同时雇佣船只把尸体运到海上倾倒。此外，查士丁尼一世认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如阿里乌派、孟他努派）和男同性恋者，应该为疫病的流行负责，于是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在君士坦丁堡周围为这些人建立了（非常疏松的）隔离区。
查士丁尼认为，是那些与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不同的人带来了这场瘟疫，依此制定歧视性法律，限制少数族群的活动，制造了一种隔离，但是对传播鼠疫来说，这些少数族裔并不比正统基督徒更危险。从根本上来说，查士丁尼的隔离制度是没有成效的，但失败的隔离措施依然是隔离措施。到了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隔离作为一种防疫的措施开始成形了。
黑死病隔离40天
黑死病最初出现在远东，1346年到达欧洲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谣言。但是在随后的5-10年中，鼠疫在西方世界暴发了。意大利作家乔瓦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他在《十日谈》中写道：“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3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现代学者认为，1347至1351年黑死病肆虐期间，欧洲各地的死亡率从八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不等。等到疫情消退之时，仅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亡，这场瘟疫停止了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人口增长， 150多年后欧洲人口才恢复黑死病之前的水平。
多年来，医学史学家一直争论黑死病到底是什么疾病，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是鼠疫。而跳骚是鼠疫的最重要载体，因此隔离对于抑制疾病流行是有效的。14世纪末，意大利的城邦国家绝望之下采取了各种措施。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致病的情况下，卫生部门只得相信一个理论：空气本身已被污染。那么，阻止这种流行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净化空气， 因此派专人“检查葡萄酒、鱼、肉和水的供应情况，清理污水，管理埋葬行业，并命令烧毁死者的衣服。”米兰公爵贝尔纳博（1354-1385 ）以残暴和行为怪异而著名，他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下令“将所有患鼠疫的人带出城市，进入荒野在那里等待死亡或者熬过去” 。
黑死病时期出现了两种至关重要的“公共卫生控制形式……市政检疫和受害者隔离” 。1374年，热那亚和威尼斯都开始查明入境船只的始发港口，所有来自疫区的船都不得入港。3年后的1377年，在威尼斯的贸易殖民地拉古萨（今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建立了第一个海上检疫区，要求所有进入拉古萨的船只在港外停泊30天，港口当局检查船员和货物以确定是否存在潜在的健康威胁。拉古萨的检疫法包括四个原则：（1）来自黑死病疫区的人只有在隔离1个月后才允许进入拉古萨;（2）不允许拉古萨本地人进入隔离区，如果违犯就在隔离区居住30天;（3）除当局指定照顾隔离区的人之外，不允许其他人将食物带给隔离区的人，违犯者就在隔离区居住1个月;（4）凡不遵守规定者，将被处以罚款，并隔离1个月。
不久，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将隔离时间延长到40天（Quarantine），这个源于拉丁语的词后来就成了英语里的检疫一词。之所以定为40天，有些现代学者认为是因为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认为40天是区分急性病和慢性病的日期。有些学者认为，40天的隔离期是基于基督教习俗而来的，比如大斋期是40天，诺亚大洪水持续了40天，耶稣在旷野中停留了40天。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隔离时间的增加是有益的。意大利的卫生官员还制定了“反应性防疫隔离：将受感染者及其家人（通常还包括与感染者亲密接触的人）限制在家中，以防止进一步传播 。当局通常会指派人手来守护被隔离者的房屋，以确保他们不会逃脱。 在米兰，“最初发现鼠疫的3所房屋，里面的所有人，无论死活，也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都被围困在屋内自生自灭。”这种极端行动似乎起了作用，在意大利所有大型城市国家中，米兰的黑死病疫情最轻。
2007年，考古学家在威尼斯泻湖的小岛上发现了1500多名鼠疫受害者的墓地。 据学者考证，在黑死病游荡的威尼斯，感染鼠疫的人都会被立即送往这座名为拉扎雷托·维奇奥的小岛，等待可怕的疾病和痛苦让他们死亡或者幸存。拉扎雷托·维奇奥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传染病院。
小镇埃姆：自愿隔离
在接下来的300多年里，整个欧洲都严格遵守40天的隔离防疫期。在意大利北部，检疫工作严格执行，以避免疫病传入其繁忙的商业港口。1652年，热那亚市隔离了一批“与患者直接接触的人”，隔离时间为40天。事实证明，为期40天的隔离期是防止鼠疫暴发的有效方法。根据目前的估计，鼠疫从感染到死亡差不多有37天的时间。因此，检疫隔离的方法取得了成功，有效鉴别和保护了贸易船和补给船的健康。与这些强制隔离不同，英国的一个小镇在黑死病面前选择了自愿隔离。就像欧洲其他地区一样，黑死病折磨了英国数百年。尤其是几个主要的大城市特别脆弱。恶劣的卫生条件和人满为患的住居环境助长了疫情的暴发。黑死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暴发是1665年，这场瘟疫夺去了伦敦7.5万至10万人的生命。从1665年夏季开始死亡率不断攀升，在9月达到最高峰“7165名伦敦人在一星期内死亡”。
伦敦以北161英里的小镇埃姆，在1666年也开始有人死于疫病。在埃姆流行的瘟疫的某些症状与传统黑死病的描述不符，比如说感染者“鼻孔里有股让人恶心的甜腻的气味”，此类症状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内部器官坏死，不符合鼠疫的典型特征。无论埃姆流行的是什么疾病，在当地牧师威廉·莫伯森的敦促下，全镇决定从1666年5月下旬开始实行自我隔离。所有居民都不得离开小镇半英里。按照约定，附近的城镇和领主会在小镇边界的几个预先安排的地点留下食物和其他物资。埃姆镇的隔离措施，让疾病没能传播到教区之外。14个月后，埃姆镇埋葬了最后一位死者。教区的登记记录显示，该镇内有260人死于此次疫病。对埃姆镇疫情的一项综合研究认为该镇的总人口在688至800人之间，这意味着该疫情造成了33%至38%的死亡率。
紐约封城的主意不错
随着黑死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他疾病，例如肺结核、天花、霍乱和黄热病，成了公共卫生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1793年8月，美国费城暴发了黄热病。疫情一直持续到11月，造成5000多人丧生，迫使大约40%（2万人）的人口逃离该市。为应对这一传染病，费城政府于1799年在特拉华河岸建立了检疫站。占地10英亩的检疫站位于蒂尼库姆镇，配有医院、办公室和住宅，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检查开往费城港的所有船员、货物和乘客。
1824年霍乱疫情首先出现在亚洲，随后的8年内传播到了英国，并最终在加拿大开始扩散。1832年6月15日，一艘来自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汽船抵达纽约市，带来了霍乱在魁北克和蒙特利尔暴发的消息。一周之内，纽约市长沃尔特·鲍恩宣布戒严以保护纽约市。布朗的声明获得了纽约卫生局的确认，任何船只不得在靠近城市300码的地方停留，任何车辆不得接近城市1.5英里的地方。
纽约封城的主意不错，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许多英国移民抵达加拿大，但美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这些人迅速越过美加边境。随着新英格兰的各个城镇先后建立隔离区，这些移民只有涌向纽约，尽管有武装民兵努力制止，但还是有很多移民从运河船上跳下来，通过了船闸。6月26日，星期一，纽约市发现了第一例霍乱病例，到周末又出现了几例。一旦隔离区出现细小的裂缝，它就像水坝一样倒塌了。到疫情结束时，有3500多人死亡，这一数字不能完全代表霍乱的全部影响。7万人逃离纽约，纽约市的人口减少了35%。这些人将霍乱带入美国内陆地区，霍乱随着纽约难民一直向南蔓延到新奥尔良和新墨西哥州。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美国，其隔离政策与长期的仇外心理纠缠在一起。
病菌是有潜伏期的
自古以来，隔离都是阻止疫病流行的主要方法，但是只有理解了疾病的原因和传播方式，理解了潜伏期的概念之后，检疫和隔离才成为一种技术手段。
检疫隔离背后的科学关键在于细菌理论。细菌理论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著名的鹅颈烧瓶实验证明了空气中存在大量的微生物，他于1861年发表了自己的发现。1876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完成了炭疽杆菌的研究，他证明了炭疽杆菌是导致炭疽病这种人和牛羊都会患上的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6年后的1882年，科赫成功地发现了“人类第一病原微生物”——结核杆菌，在19世纪，肺结核被称为“白色瘟疫”根本没有治疗方法。科赫的发现现在看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但是直到20世纪初，细菌学理论才成为科学和医学的准则。科赫同时代人的大多数医生都认为，疾病是由污浊的空气、无纪律的生活方式等除了微小生物体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
细菌潜伏期的概念是细菌学理论的重要分支，对检疫隔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携带致病病原体的人都被视为已经感染，但是并非所有携带者都可能有症状。而且疾病的症状并不总是由病原体本身引起的。有的症状是因为人体免疫系统试图抵抗感染而产生的。发烧就是人体的免疫反应，是人体免疫系统通过内部温度调节来控制有害微生物扩散的一种尝试。病原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宿主体内生长和繁殖，病原体进入人体与首次引起症状之间的时间就是潜伏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也被称为艾滋病，就是一种潜伏期很长的传染病。艾滋病的中位潜伏期估计约为10年，在这10年中的任何时候，艾滋病毒呈阳性的个体都能够将疾病传染给他人。
在科赫和巴斯德等人的努力下，检疫隔离最终找到了科学依据。但是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甚至隔离的偏见也屡见不鲜，美国2019年宣布废除了已经执行22年、禁止HIV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进入美国的法令。
现代隔离需要透明和溝通
1918-1919年的大流感在一战的硝烟战火中降临，事实证明，欧洲和美国辛辛苦苦建立的多边健康监测系统没什么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位于巴黎的国际公共卫生局，在疫情暴发期间毫无建树。
在流感暴发的前期，军队的医务人员隔离了不少有症状的士兵，但流感的传染性极强，迅速传播开来。面对突然而来的大流感，西方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控制疫情的策略，包括关闭学校、暂停教堂和剧院活动以及取消公共聚会。在巴黎，一场本来应该有1万名年轻人参加的体育盛会被推迟。耶鲁大学取消了所有校园公开集会。意大利的一些教堂暂停了忏悔和葬礼服务。医师鼓励民众注意呼吸卫生等。但是，这些措施实施得太迟了，而且各国不协调，更可怕的是病毒随着部队的调动传播四方。结果至少有5000万人死于这场后来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流感疫病。
21世纪初，起源于中国广东的SARS，引发了全球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传统的干预措施得以复活，检疫隔离史开启了新的篇章。SARS通过空气传播，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缺乏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然而，与流感相比，SARS的传染性较低，潜伏期较长，为各国的卫生部门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提供了时间。在加拿大，公共卫生当局要求可能已感染SARS的人自愿隔离。在中国则执行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这种隔离措施除了具有治疗疾病的医学属性外，还具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属性。
从黑死病时期到21世纪，隔离一直是减少患者与健康人群接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在没有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此措施有助于遏制感染，延缓疾病的传播。可以说，检疫和隔离是控制传染病暴发、缓解公众焦虑的有效方法，但是这些策略历来引起争议，不管是在何种政治体制下施行，都伴随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暗流，甚至带来骚乱。而受到隔离的通常是下层阶级，边缘化少数群体也经常面临歧视。这几乎是隔离制度所固有的。在鼠疫和霍乱暴发期间，由于担心受到歧视，害怕被强制隔离，最弱势的社会群体和少数族裔往往会逃离疫灾地区，结果会让疾病传播得越来越远。
在网络时代，恐惧和惊慌传播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全球化的现实则助长了传染病的迅速蔓延，虽然检疫和隔离仍然是公共卫生工作的核心，但是需要警惕，以免引起偏见。这就需要政府和卫生部门必须通过定期的、透明的和全面的沟通来获得公众的信任，以平衡隔离措施的风险和收益，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作者：候波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