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参道京都古寺院
——京都访茶之旅
相较于10年前，如今赴日的手续简便了许多，因此日本便成了国人境外游的热门目的地。借着这样便利的条件，近几年我也曾多次带学生去日本交流茶文化。久而久之，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初次访日之后，通常会留下一种印象，认为日本人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似乎远在中国之上。我可能呆的久了，反而感觉到的是日本人对于文化的十足冷漠。
其实日本人眼中的文化，大致就像是传家的古董瓷盘。一家人都知道这只盘子的价值，从未有人草率对待这件古物，更不会肆意毁坏或贱卖。但是他们只会将它束之高阁，充其量在逢年过节或是招待客人时拿出来赏玩几下而已。有时候忘在仓库里，放个百八十年也是常有的事情。平时的生活里，他们还是以用英国的高档骨瓷餐具为美。
说到日本的文化，茶道自然可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外国人常感觉日本社会上下，都弥散着一股浓浓的茶风。这恐怕也是一种美丽的错觉。我曾与各行业的日本朋友交流，发现他们对于本国茶文化也是语焉不详。日本人对待传统的茶道，就有点类似于欣赏中国的京剧，都是心怀尊重却距离感十足。我看日本人参加茶会，就像是看戏似地观摩一番，配合上啧啧的几声礼貌性称赞也就罢了。若是要他们自己去动手，也只好打退堂鼓了，更谈不到理解其中的文化传承与妙处了。
如此看来，要探寻日本茶文化的脉络，不妨直接从保存良好的古迹入手。一处处地走下来，从而构建起一份属于自己的日本茶文化藏宝图。
梵释寺：遣唐使带回茶法
日本的访茶之旅，一定要从京都这座城市开始。虽然奈良的历史更为悠久，可惜与日本茶文化结缘不多。至于京都的千年茶缘，要从日本的嵯峨天皇说起。
嵯峨天皇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桓武天皇。为何说桓武天皇名气大呢？因为他于公元794年，将日本的都城迁到了平安京，也就是如今的京都。要知道，一直到日本近代明治维新之前，京都一直都是日本法定意义上的都城。
公元809年（大同四年），也就是迁都平安京的15年后，桓武天皇的儿子嵯峨天皇即位。那一年，是唐宪宗元和四年。嵯峨天皇与其父桓武天皇不同，非常爱好艺术而且崇尚唐朝文化。他即位之时，陆羽《茶经》已然问世，大唐朝茶风渐起。嵯峨天皇未曾入唐游历，却也真切体会到了大唐茶文化的魅力。
嵯峨天皇能接觸到大唐的茶文化，仰仗的是最澄、空海、永忠等一批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这些求法僧远赴东土大唐，不光求得了佛法，也带回来了茶籽与茶器。他们栽种茶树，制作香茗，传播茶法，为中日双方的茶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也奠定了僧侣在日本茶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日本的访茶之旅大半离不开寺庙，便也是这个原因了。
在诸位赴唐的僧侣中，永忠和尚算是嵯峨天皇饮茶的引路人了。永忠和尚于日本宝龟年间（公元775年），乘坐第15次遣唐船来中国。作为一名留学僧，永忠和尚在唐代生活了整整30年，东土的他乡成为了故乡。而他所生活的长安城西明寺，更是茶风浓郁的地方。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发掘了西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一个唐代使用的茶碾。经文物工作者修复后，发现其底座上刻有“西明寺，石荼碾”六个字。日本僧人永忠在西明寺学习与工作了30年，自然是早已浸淫茶汤之中了。因此上，永忠归国后带回的不光有佛法更有茶法。
日本《类聚国史》“帝王部”中记载，弘仁六年（公元815年）4月，嵯峨天皇到近江国滋贺县的韩崎游览，途中路过了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人，率领众僧在门外奉迎。嵯峨天皇走下车辇，到寺庙中升堂礼佛。之后又到梵释寺，嵯峨天皇和群臣赋诗。此时，大僧都永忠亲手煎茶敬献给嵯峨天皇。美味的茶汤，将嵯峨天皇打动。永忠大受表彰，并被施以御冠。《类聚国史》中的这处文字，是日本正史中第一次关于天皇饮茶的记载。
嵯峨天皇先观大唐风气的茶礼，后饮美味可口的茶汤，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日本后记》“弘仁六年六月三日条”记载，嵯峨天皇与永忠喫茶之后仅仅四十余日，不仅在宫中开辟了大内茶园，并且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诸国都种植了茶叶，命令地方每年献茶。
在嵯峨天皇在位时期，涌现出如《和出云巨太守茶歌》《夏日左大将军藤原冬嗣闲居院》《与海公饮茶送归山》等一批用汉文写作的经典茶诗。我一直认为，茶诗的数量是检测茶与文化结合紧密度的重要指标。日本平安时期大量优质茶诗的涌现，说明当时的贵族及知识分子已经密切参与到茶事活动当中了。日本茶学界以嵯峨天皇的年号为名，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弘仁茶风”。
嵯峨天皇与茶结缘的梵释寺，至今仍有迹可循。将此地作为京都访茶的第一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探访者在京都乘坐电车石山坂本线在“滋贺里”站下车，再步行约30分钟即可到达。但以我的经验，途中最好要开着导航，光靠问路是断然不行的。即使周边的居民，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座梵释寺的，更不用提知道它就是日本茶文化的开端的了。
这也不能怪老百姓，毕竟“弘仁茶风”并没有持续多久。嵯峨天皇逝世后，继任的统治者都不甚热衷于茶事。随着政府财政的紧张，公元894年日本停止选派遣唐使，中日的官方交流式微。至于代表大唐文化的茶事活动，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一度被人所遗忘。嵯峨天皇曾小憩饮茶的梵释寺，也逐渐荒废了下来。
建仁寺：日本茶文化祖庭圣地
其实，梵释寺内兴起的“弘仁茶风”，衰落也有其必然性。以永忠为代表的求法僧，在日本倡导的是完全的大唐茶法。嵯峨天皇的后妃惟良氏曾写有茶诗《和出云巨太守茶歌》，其中记录的日本宫廷饮茶方法几乎与陆羽《茶经》如出一辙。不仅如此，至于滤水的“纱漉”、烧火的“兽炭”、盛茶的“鞏县埦”“商家盘”以及调味的“吴盐”，一律用的是大唐出口日本的舶来品。日本学者竹内实在《中国喫茶诗话》一书中分析道，嵯峨天皇时代的贵族们，拼命效仿中国茶文化。即使一部分茶器具不是进口商品，也要做得尽量像地道的中国货。与其说是嵯峨天皇热衷茶事，倒不如说是日本朝廷艳羡大唐文化。通过梵释寺的“弘仁茶风”便可看出，日本平安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
自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或镰仓幕府初期开始，日本文化进入到了对中国文化的独立反刍消化时期。像嵯峨天皇时代那样照搬唐代饮茶方式的做法，显然已经不符合当时日本的文化心态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点，出现了日本茶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荣西。
在京都游客必要打卡的花见小路尽头，有一座旅行团通常不会安排前往的建仁寺，每年的4月20日，是荣西法师的忌日，建仁寺都会按期举办沿袭了800年的四头茶会。这是来自于中国南宋的一种禅堂茶礼的模式。据僧人们讲，茶会上使用的水注与建盏，都是荣西法师当年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茶器。
建仁寺之所以纪念荣西，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荣西法师为建仁寺的创立者。其二，荣西法师为日本茶文化的鼻祖。现如今建仁寺的游览重点，一般集中在方丈院。大殿与方丈院之间的一处石碑，却少有游客问津。其碑文供奉的，正是“大圆镜智开山千光祖师荣西禅师”。
荣西禅师（1141-1215）是日本冈山县人，世人尊称其为千光祖师、遍照金刚。他8岁学佛，14岁在京都比叡山受戒出家，修天台密教。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即日本仁安三年（公元1168年），27岁的荣西搭乘商船首次到中国求法，先后在浙江天台宗祖庭和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处游历约半年时间，求得天台宗章疏30余部。应当说他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他在游历期间对南宋盛行的南宗禅法有了初步的了解。
公元1187年，已经处于日本佛教界领导地位的荣西第二次来华，他拜天台山万年寺、四名天童寺住持虚怀敝为师，得临济宗单传心印。在宋朝的四年零四个月，他不仅潜心钻研禅学，而且亲身体验了宋朝的饮茶文化。荣西渐渐地感悟到，将饮茶文化普及到故国的重要性。回国后，在他登陆日本的第一站——九州平户岛上的富春院，便撒下了茶树籽。据《背振山因由记》记载，荣西在九州的的背振山也种了茶。茶籽从石缝间萌芽，不久便繁衍了整整一座山丘，于是出現了名为“石上苑”的茶园。接着，他还在九州的圣福寺也种了茶。至今九州的富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都留有荣西所植茶园。
荣西法师回国后的第二年（公元1192年），是南宋光宗绍熙三年。也就在这一年，日本的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成立。与嵯峨天皇时期大不相同，这时日本最高权力掌握在了武士集团的首领——源氏家族手里。政治的中心，也由京都转移到了日本关东的镰仓。与此同时，荣西从南宋带回来的临济禅宗受到了京都旧有佛教势力的排挤。综合考虑，回国后的荣西不得不先舍弃京都，而是应源氏幕府之召住进了镰仓的寿福禅寺。
作为一名佛教徒，荣西的首要任务是传播禅宗思想。虽然旧有的佛教势力反对，但荣西舍京都而赴镰仓的做法，使得他有了与幕府将军密切接触的机会。据说将军源实朝与荣西交好，二人经常在寿福寺讲经论道。但总是纸上谈兵的论禅，未免显得枯燥而空洞。如何能让幕府将军亲近外来的禅宗，是荣西法师面临的挑战。因此茶便出场了。
茶与禅相同，皆为荣西从中国南宋学到的外来文化。抽象的禅宗虚无缥缈，具体的茶汤真切可知。荣西从南宋寺院学到的茶汤，最终拉近了他与幕府将军源实朝的关系。成书于公元14世纪的《吾妻镜》，记载了一段荣西传茶的故事：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饮酒贪杯，大醉后引起身体不适。荣西闻讯后，赶到现场献佳茗以解宿醉。
可以想象，晕头转向的幕府将军喝过茶后自然是精神大振。荣西禅师趁热打铁，又献上了自己撰写的茶书一卷。这本展现在源实朝面前的茶书，便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吃茶养生记》。源实朝阅读以后大加赞赏，荣西引来的中国茶法在日本站住了脚。
荣西的《吃茶养生记》中，既有饮茶的仪轨介绍，也有制茶的方法记载。比起之前最澄、空海、永忠的口头宣传，荣西以文字的形式第一次系统的向日本文化阶层介绍了茶事活动。他从南宋学到的茶法，正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点茶法。与之前永忠和尚倡导的唐代煎茶法不同，宋代点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茶装瓶保存。饮用时研磨成粉，直接点饮即可。连汤水带茶粉一同饮下的做法，可将珍贵茶叶的利用最大化。这样的做法，暗合着日本民族的惜物精神。
至于蒸青绿茶所呈现出的汤水鲜灵美味，又十分贴近日本人喜鲜尝新的饮食习惯。直到如今日本人对于茶汤的香与甜，都不是非常看重与追求。这也是中国人经常诟病日本茶汤难喝的原因。在日本语言中用特定的一个“酯”字，来形容这种富含氨基酸的茶汤所带来的美妙味道。我曾多次用“酯”字夸赞日本茶人奉上的茶汤，对方都显得无比高兴。在他们眼中，我是懂得欣赏日式茶汤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日本从唐代起开始向中国学习。导游们也总会饶有兴致地向游客介绍，京都就是仿照唐朝都城长安而建。人们继而想当然地误认为，日本如今的茶道也是承袭自唐代饮茶法。实际上，日本茶道的仪轨以及茶汤的审美，完整扎根于中国宋代点茶法的基础之上。日本茶史上的嵯峨天皇，很像是我国京剧后台供奉的唐玄宗李隆基。只是名义上追认的鼻祖，实则与今日之事已无多大关系。因此上，虽然永忠和尚促成了弘仁茶风的形成，但日本茶祖的头衔仍要授予荣西法师了。
继镰仓弘法之后，荣西法师又在京都创立了建仁寺，作为他在西日本的传禅基地。茶与禅一起，再次传入了京都。自嵯峨天皇之后沉寂了300年的茶文化，再一次被日本最高统治阶层所看重。荣西因传茶有功，受后世茶人景仰。建仁寺，也成为了日本现代茶文化祖庭般的圣地了。
其实，禅不仅是禅，茶不仅是茶。荣西所倡导的禅与茶，实质上是中国璀璨夺目的宋文化缩影。唐文化，对日本上层社会影响显著。宋文化，则滋养了幕府时期兴起的武士阶层。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日本社会一直是武人实际掌权。荣西传回的宋代点茶法，也便成为了如今日本茶道的根基所在。
顺便提一下，建仁寺现在实行“境内观拜自由”，也就是全部免费参观。这对于心向茶文化的旅者来讲，自然算是一件好事。但由此也可看出，建仁寺在日本茶文化史乃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恐怕是被世人大大低估了吧？我不由得，替建仁寺抱不平。
金阁寺：邂逅室町幕府斗茶风
比起建仁寺，金阁寺的名气就大多了。每一位到京都旅游的人，好像没去过金阁寺都说不过去。以我来看，金阁寺在京都的旅行意义，类似于北京的颐和园。看热闹的人多，瞧门道的人少。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本不是一座寺庙，名字里也根本没有金阁二字。至于金阁寺在茶史上的特殊性地位，更是少有论述。关于金阁寺的一切，都要从室町幕府建立说起。
荣西禅师所合作的镰仓幕府，在14世纪30年代发生了动荡。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后醍醐天皇感觉是大好时机，开始为恢复皇权而蠢蠢欲动。军事强人足利尊氏先拥护后醍醐天皇夺取京都，推翻了镰仓幕府。随后，他反手又将后醍醐天皇驱逐出京都，自己另立了光明天皇。自此，日本同时有南北两个朝廷新旧两个天皇。双方攻杀不断，持续了61年之久，史称日本南北战争。足利尊氏建立的新幕府政权位于京都的室町地区，因而得名室町幕府。
公元1358年足利尊氏去世，但室町幕府已经取得了压倒南朝的优势。不过到了足利义满，也就是第三代足利幕府将军，才实现了日本的国家统一。在义满的领导下，足利家族进入到了最强盛的时期。可就在人生的巅峰，足利义满却想要退休了。约在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为自己在京都郊外的北山修建了别墅。在平定了大内义弘领导的地方军事力量之后，他便归隐别墅安享晚年生活去了。那一年，足利义满刚刚40岁而已。有谁能够在自己事业巅峰期归隐呢？足利义满人如其名，功成名就后及时隐退，一生可谓功德圆满了。
北山别墅中，有一座依山临水而见的三层阁楼，因其表面贴满金箔而得名金阁。义满死后，这里根据其遗愿改成寺院，取义满的法号鹿苑院殿中的二字命名为鹿苑寺，民间俗称为金阁寺。这里既然曾经是足利义满的养老别墅，也便成为了室町幕府早期茶事活动的中心。义满将军与荣西禅师，之间隔了200年。时光荏苒，斗转星移，金阁寺中的日本茶事又有了變化。
镰仓幕府的茶事，基本上照搬了宋代的寺院茶。室町幕府早期的茶事，则出现了基于宋代茶法的自由发挥。原来荣西禅师不仅带来了饮茶方法，同时将宋代的茶籽播种到了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茶产地也从京都周边扩大到了关东地区。各地方的茶层出不穷，也便有了高低上下之别。日本产茶区的扩大，为室町幕府前期游戏化的斗茶提供了物质基础。
斗茶的活动，本也是宋代茶事的一种。本是辨别宋代皇室专用的北苑茶，与其他茶之间差别的游戏。只是中国称为正焙与外焙，日本改称为本茶与非茶。室町幕府时期，以栂尾地区（后加上宇治地区）的茶为本茶，以其他产区的茶为非茶。饮茶者要通过捕捉茶汤细腻味道间的差别，从而分辨出本茶与非茶。现如今也有的爱茶人，能够依靠茶汤与香气来分辨产地与品种，这便是古今同理的事情了。
室町幕府初期的斗茶，有名为“四种十服”的玩法。这很可能并非是足利家族的创意，而是传习自镰仓幕府时期。在日本最早的佛教通史《元亨释书》（成书于公元1322年）中，就有关于 “四种十服”斗茶会的详细记录。
四种茶的代称，分别为一、二、三和客。在斗茶开始之前可以品尝一、二、三为代号的三种茶，以“客”为代号的茶不能事先品尝，要求当场判断。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要把代号一、二、三的三包茶和一包客茶，顺序完全打乱，然后随机抽茶。参与斗茶者，需在品尝后准确说出茶的代号。据记载，斗茶用的奖品有茶碗、陶器、扇子、砚台、檀纸、蜡烛、鸟笼、刀、钱币等。与嵯峨天皇时代的情况类似，这些高档奖品全部是来自中国的。
室町幕府初期，各种各样的斗茶会就在日本上层社会流行起来。当时的斗茶有“茶寄合”或“连歌会”等不同形式。虽然两者叫法不同，但都是带有赌博性质且耗费巨大的活动。虽然屡次禁止，但是室町时期的斗茶之风却愈演愈烈。
专为斗茶集会而设计的房间或建筑，被称为会所。金阁的北面，当初就建有一座两层的大规模会所。金阁为三层，会所为两层，这两座建筑在二楼处用连廊相接。据传说北山别墅的会所里，摆满了从中国进口来的高级器物。当时的高级武士们，一边斗茶博彩一边眺望金阁，茶事活动奢靡之风可见一斑。
北山别墅里的会所，应是日本茶文化史上最初的斗茶会所。足利义满将军死后，该会所被异地重建于京都南禅寺的方丈阁，最终在应仁之乱时毁于战火。当年斗茶的武士们眺望的金阁，也在1950年被人纵火焚毁。如今游客们争相拍照的金阁，也不过是后来复建的而已。
建筑虽会消损，文化终将长存。虽然北山别墅的会所没有留存于世，但把玩唐物、效仿斗茶、爱慕文化却都变成了风雅之事而得以传续。当时上流社会的武士、大名、皇族，都争相举办或参加斗茶会。室町早期日本上层热衷茶事的风气，为后续的书院茶打下了基础。
快要走出金阁寺时，我看到许多游客围着一处茶摊。走过去一看，其实是速溶的抹茶粉而已。顺手接过推销员冲好的一杯茶，碧幽幽的茶汤上还撒着食用金箔。呷一口细品，发现竟然还加了糖精。这样花哨的旅游商品，爱茶人恐怕不会选了，但摊子的生意却非常红火。游客们觉得这样的速溶抹茶既方便又好喝，而且还颇具日本情调。不过转念一想，这碗浮夸热闹的茶汤，估计足利义满将军会喜欢吧？干脆把杯中的茶一饮而尽，权当是邂逅室町幕府斗茶会的遗风了。
银阁寺：书院茶的发源地
与金阁寺相对应，京都还有一座银阁寺。一金一银，都是爱茶人应去的地方。这两座庙宇颇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足利家的将军所建，也都是退隐休闲的别墅。当然，也都是日本茶文化重要的转折之处。
公元1489年，室町时代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京都修建东山别墅，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东山别墅里有一座两层楼阁，原拟定贴上银箔。但是当时幕府的财力，已经远远不如足利义满的时代了。因此二层阁楼未真正贴上银箔，却留下了银阁的名字。东山别墅，在足利义政死后变为慈照寺，日本民间就俗称其为银阁寺了。
不仅仅是名字，金阁寺与银阁寺对仗的地方还有很多，二者可谓是日本史上的双子星。例如从文化角度，金阁寺为北山文化大本营，银阁寺是东山文化大本营。而在茶学角度，金阁寺为“会所茶”的发源地，银阁寺为“书院茶”的发源地。
会所茶也好，书院茶也罢，都是以建筑命名的茶学时代。因此上，有必要搞清楚两种建筑的样式，以便更好的理解逝去的茶风。所谓会所，是一种较大的空间，一般都要在80平米以上。会所的三面墙或四面墙，都可以拆卸移动。整个空间非常地灵活，可以当多功能厅使用。因此上在会所举办的活动其实也多种多样，茶会只是其中的一项。据森宫彦《茶史胜地漫步》一书所说，最早的会所就位于金阁寺，可惜已毁于应仁之乱的战火。据史料的描述，我推测会所的样式，可能跟如今京都二条城里的“广间”相似，感兴趣的爱茶人可以前去探访。
至于“书院”一词，最早是指一种固定在墙壁上并伸出来的书案，也可称为“出文机”。这里要特别说明，日语中的“机”与中文里“茶几”的“几”字同义，大致可直译为桌子的意思。我在银阁寺的纪念品商店选购到一只制工精巧、造型可爱的铜熊镇纸，包装上面就写着“机上平安”四个字，其寓意就是保佑书桌平安。拿回来送朋友，结果还闹了笑话。友人望文生义还以为是保佑计算机平安，就一直放在电脑旁边了。希望读者们，也莫要把“出文机”当做一种机器就好了。贵族们在出文机上摆放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也在上面直接书写信件。这样的书案下面装上木板，做成名为“地袋”的小橱柜。后来装有出文机的书房，都被称为书院。再后来，装有这种类型书房的建筑，也被直接称为书院了。
初期书院建筑的代表，就是如今银阁寺东求堂里的同仁斋。根据日本茶道秘本《山上宗二记》记载，隐居之后的足利义政问：“还有什么新奇的玩乐方法吗？”侍奉在旁的同朋众（在艺能、茶道方面辅佐将军的近侍）能阿弥答：“快乐之道，皆在御茶汤当中。”义政大喜，进而开始亲近茶事。当然，后人认为这个桥段很可能是宗二自己所杜撰。但是可以肯定，足利义政是茶事活动的重要推动者。而足利义政主导的茶事，就是以银阁寺内的东求堂为原点而展开的。
东求堂是足利义政东山别墅建筑群的一部分，位于本堂（方丈）的东边，是一座住宅风格的建筑。可能是银阁的名字太美，总给人以无限遐想，我看如今很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专为探访心目中如银似雪的殿宇。只可惜在寺里转了三圈，才发现那座纯木色的破旧小楼就是银阁，便都悻悻离去了。实际上若从日本文化史的意义上来讲，东求堂的意义远大于银阁。只是游人匆匆而过，甚至没人愿意多看它一眼。
同仁斋，位于东求堂的一角。这是一间有两面固定墙壁的房间，设有可供放置文房用具，可供写字用的固定写字柜。除此之外，这里还安放有可供放置艺术品的开放式壁架。同仁斋的地面用四张半榻榻米铺满，面积约8平米左右。银阁寺的书院，面积仅为金阁寺会所的十分之一而已。而且有了固定的墙壁，原本完全开放的多功能厅也一下子变的相对封闭。在这样狭小而局促的空间里，除了喝茶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场地限制了活动，同时让原本纷繁奢靡甚至带有赌博的会所斗茶，一下子冷静了下来。小小的同仁斋中，人与人的距离缩短了。茶器看的更清楚，动作观的更细致，就连光线、色彩乃至于声音，都无形中被放大了。茶事的一切，也开始悄悄变得不同。
北山文化的缔造者足利义满，是征战南北的一代豪杰。晚年虽退隐金阁，但却是豪情不减。因此他倡导的会所茶，也总带有些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江湖气息。足利义政则既缺乏政治兴趣，也缺少政治才华。在他在位之时，酿成了日本史上著名的应仁之乱。战争打了10年，京都几乎成了废墟。义政明白自己没能力挽救足利家的颓势，干脆不管这副烂摊子了。他仿效祖父义满建北山别墅的典故，这才修建了东山别墅，自己躲进去不问世事。
主导者的际遇不同、性格迥异，因此斗室内的茶事活动，自然与会所茶大相径庭。同仁斋茶事，一扫室町幕府早期的浮夸茶风，是从斗茶会向茶室茶道的重要转折。因此上，同仁斋也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我曾数次到访银阁寺，但东求堂的大门却一直紧闭。直到2019年10月，东求堂为庆祝日本新天皇登基而破例开放，但一天的接待参观的时间仅有一个小时。我去的时候不凑巧，仍然未能登堂而入室。好在大门开着，隐约可见东求堂内的同仁斋了。那是一间再朴素不过的和室，足利义政在此蜷缩着度过了晚年时光。有人说，日本的足利义政很像中国的宋徽宗。要我看，足利义政还要更幸运一些。他统领的江山已是支离破碎，但他主导的茶事却将开枝散叶，最终成为代表日本文化的艺术形态。
宇治茶乡：日本第一茶？
不管是金阁寺的斗茶会，还是银阁寺的书院茶，能够发展起来都必须要有物质基础。若是京都附近没有优质的茶区，任何的茶文化思想都将成为空谈。在如今的京都车站搭乘JR奈良线，大致半个小时便可以来到著名的宇治茶乡了。这里自室町幕府起，便是日本最为著名大茶区。
荣西禅师归国时，从宋朝带回了茶树籽。后来他的弟子明惠，便在京都附近的栂尾、宇治两地都开辟了茶园。现如今日本宇治茶天下闻名，可在当年，幕府与皇家看重的却是栂尾，并称其是日本第一的茶园。怎奈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栂尾茶园在室町时代应仁之乱时惨遭焚毁。宇治这才取代了栂尾的茶界地位。
一条兼良，是与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同时代的人，官职做到了关白和太政大臣。他编写的《尺素往来》一书，以来往书简的形式记载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知识。其中就有“当宇治茶成为了御赏玩之物时，栂尾就出现了衰微之势”这样的记录。由此可以推断，银阁寺同仁斋中所用的很可能就是宇治茶了。
其实室町幕府对于宇治茶区的开发，早在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就开始了。当时由室町幕府将军或管领家执掌的茶园一共有7个，分别是森、祝井、宇文字、川下、奥之山、朝日和琵琶。现如今在宇治站下车后，穿越主街后再跨过宇治川，会看到一家名为福寿园·宇治茶工房的店面。周边保留的一些茶田，便是室町时期“朝日”古茶园的遗址了。只是日本人并不迷信“古茶园”，所以福寿园的生意也没有十分红火就是了。
日本后续发展起来的茶区很多，但再也没有哪里能够取代宇治茶乡的地位。这当然证明宇治茶品质优异，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宇治靠近京都，与日本的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天下之事，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体育运动，很容易分出名次先后。不管是跑步、游泳还是棋牌，只要比赛场上较量一番，总是让人心服口服。但是名茶，却很难比出高低上下。到底谁是天下第一名茶呢？那就要看谁与政治最近了。
西湖龙井，其实在明代已成江南名茶，文人歌咏的诗文也不在少数。但直到乾隆皇帝为其“代言”之后，西湖龙井才真正成为中国绿茶之魁首。唯一可以与杭州西湖龙井匹敌的绿茶，也就是苏州洞庭的碧螺春了。细究起来，原来与康熙皇帝也有一段渊源。其实贵州、云南的许多绿茶口味一点不差，可惜地处边陲与政治中心太远，因此排名自然不能靠前了。虽然室町幕府时期许多将军的政治才能堪忧，但他们对茶文化的保护与提倡都十分热心。宇治在日本茶界的地位，也全靠幕府的大力推崇与保护了。
作为爱茶人，其实大可不必过分追捧名茶。坦白讲，凡是一流名茶性价比肯定不高。因此每到宇治，我也从不劝人买茶。倒是由茶衍生出来的美食，是宇治访茶之旅的一大特色。宇治的抹茶冰淇淋与抹茶巧克力，现如今已经不算新鲜了。即使在中国的大城市，也很容易可以吃到。而抹茶饺子、抹茶乌冬面乃至于洒满抹茶粉的章鱼小丸子，倒是离开宇治就不容易遇到的美食。倒不妨点一两份抹茶小食慰劳自己，为京都访茶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作者：杨多杰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