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贩式的精神偶像
——谁的青春不上头
近年来，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化、诉求碎片化的趋势愈益明显，尚未成年的西方年轻人较以往更热衷表达和“显示存在”，却更不屑“像成年人所指点的那样去思考”，一些“卡片化精神偶像”，如瑞典“环保女孩”桑伯格Greta Thunberg）应运而生，并迅速风靡欧美。笔者住在加拿大溫哥华，年仅12岁的长子，班上许多同学都参加了声援桑伯格的街头运动，问他们“究竟赞成她什么”，并没有几个人说得清，但一个孩子回答得好：“她敢站出来指责大人的错误，就凭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支持她。”
可不是嘛，至于她所指责的“错误”是否真的是错误，不妨等大家都不再年轻了再慢慢回头去看吧，毕竟，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
“神系精神偶像”的嬗变
从希腊罗马时代起，欧美青年就纷纷将神祗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而最初被青年人当作精神偶像的神祗，则往往是那些拥有青年人所羡慕、觊觎能力的“偶像神”。
比如维纳斯和阿波罗，在希腊和罗马神祗中的“神力”不及宙斯与赫拉，但在当时青年人中所掀起的热度却远胜于后者，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位分别被塑造成美女、俊男的神祗，拥有同时代（或任何时代）少男少女们梦寐以求、却往往求之不得的一切要素：健康、俊美、力量、性感和魅力。与之相反，维纳斯的老公赫菲斯托斯尽管神通广大，却并不受青年人的膜拜——谁会喜欢一个瘸了一条腿、没事就拿着个铁锤鼓捣火灾的胡子大叔呢？
青年人的“神类”精神偶像必须具有亲和力和魅力，因此不苟言笑的摩西尽管带着族人千辛万苦逃出埃及，又殚精竭虑一个人跑到山顶上去思考人生，但族人中的年轻人却围着他亲切英俊的哥哥亚伦和他的金牛犊跳舞，以至于摩西气（嫉妒）得把写字板都拍碎了，最终却也无可奈何，只得让亚伦家族世代掌管祭祀。
随着欧美纷纷进入“一神时代”，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青年人的精神受到桎梏，他们所能崇拜的精神偶像，似乎只有“三位一体”，以及那些多半因为勇于殉教而被“封圣”的虔诚人类。
尽管如此，这个时代的青年人仍然在夹缝中寻找着符合自己口味的“神祗精神偶像”，他们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殉道者（如被塑造成屠龙勇士的罗马骑兵军官圣乔治），有的是具有神秘能力的青年救国者（如圣女贞德），这种“精神偶像崇拜”有时不免陷入盲目和狂热，如中世纪的德国、法国青年人曾狂热崇拜著名宗教演说家“亚眠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 of Amiens），这些年轻人被彼得的如簧之舌所煽动，在几个月内居然凑齐了数万之众，近乎手无寸铁地徒步从德国科隆兵发土耳其，进行一场疯狂的“圣战”，结果大半白白送了性命，逃回生天的仅几千人。这次发生在公元1096年的惨剧，史称“平民十字军”事件。
比这更凄惨的则是“儿童十字军”。这次具有典型未成年人“精神偶像崇拜”特点的事件分别发生在德国和法国，“精神偶像”都是宣扬“拥有神力”的成年人，一个是德国牧羊人尼古拉，另一个是法国牧羊人艾蒂安，两人都宣称自己可以让地中海水像《出埃及记》中所叙述的红海般分开，让出一条足以让笃信者通行的平坦大道，只要追随偶像沿着大道一路向前，就可以完成十字军未竟事业，收复耶路撒冷。1212年初春，尼古拉带领7000多相信这一神话的少男从德国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热那亚海滨，却并未见识到“神迹”，随后饥饿、疲劳和“精神偶像”幻灭让这支少年大军陷入混乱，许多人死亡、失踪或被拐卖，更多人则流落欧洲各地。
几个月后艾蒂安出发了，他带着视自己为“精神偶像”的3万少男一路走到法国首都巴黎市郊的圣但尼，艾蒂安声称自己持有一份“神写给法国国王的信”，要求国王“遵循神的意指”，为少男们“见证奇迹”大开方便之门。不凑巧的是，此时尼古拉的“丰功伟绩”已风闻至巴黎，巴黎大学的学者们纷纷进谏，国王腓力二世随后下达了“解散”的敕令。或许同样听到“小伙伴”演砸了的艾蒂安见好就收，虽然“精神偶像”成色大减，好歹“保持晚节”，死后居然也被教廷“封圣”，如今法国外省还有一座名叫“圣艾蒂安”的城市以这位“过气青年精神偶像”命名，圣艾蒂安足球俱乐部还是法甲劲旅（也翻译为圣太田队），且同样以培养青年才俊著称。
文艺复兴运动后，欧美纷纷成为世俗社会，“神系精神领袖”在青年主体中逐渐被边缘化。但西方现代社会中存在许多令青年人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在陷入困惑后，将一切归咎于命运，或乞求“超自然能力”解救自己，因此一些宣扬“末日论”“救世主”害人理论的“神人”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残害青少年的“精神偶像”。
比如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卫教派”，其继任“教主”大卫.考克什自1988年起宣扬1993年是“世界末日”，自称“先知”“耶稣转世”，只有信奉自己、和“异教徒”作战才能进入天堂，他吸引并控制了数以百计的青少年男女信徒，并将其中多名少女占有为“妻子”，更大肆囤积军火，组织军训。由于部分青少年信徒目睹其所作所为感到“偶像幻灭”，偷偷逃走并报警，1993年2月28日，美国执法人员包围了得克萨斯州韦科镇附近的“大卫教派总部”，考克什怂恿青少年追随者武装拒捕，双方对峙长达51天，最终包括考克什在内的85名留守“大卫教派”信徒中死亡76人，考克什也葬身其中，警方也死亡9人。
类似的恶人还有“太阳圣殿教”的法國人茹雷（自称“末日将临”，青年人只有信奉“耶稣转世”的自己，才能在最后被救赎，同往天狼星享福，他曾先后在瑞士、法国、加拿大三次组织信徒集体“升天”，时间分别为1994年、1995年和1997年），“人民圣殿教”的美国人琼斯（自1955年起先后自称多个宗教和世俗神祗、伟人转世，且都是当时最为时髦的，1965年宣称“人类即将被核大战毁灭”，在美国加州红杉谷建立“圣殿”，宣称信奉自己才能“得救”，高潮时信徒号称5000人，多为青年人，后因种种不法行为遭到起诉，并被许多信徒唾弃。1977年逃出美国，在南美圭亚那建立号称“人间圣殿”的信众社区“琼斯镇”，当1978年11月美国众议员瑞恩前来调查，并在回程时带走若干表示悔悟、打算回到美国的信徒时，琼斯怂恿信徒杀死瑞恩等多人，自己随后宣称“末日来临，一起登天堂”，杀死多名信徒，下达“集体升天”指令后开枪自杀），以及“天堂之门”的美国人阿普尔怀特（心脏病发作复苏后声称自己和自己的护士是《启示录》所提到的两个见证人，宣扬“地球会被‘回收’，届时末日将临，只有信奉自己并一起自杀才能得救，死后一同登上太空飞船，跟随彗星进入天堂”，1997年3月26日他们及其信徒共39人在圣地亚哥集体自杀，另有3人随后自杀，仅一人醒悟并录下3.26当天现场的录影）。这类“精神偶像”大多利用了20世纪60-80年代西方社会陷入瓶颈、不少青少年陷入精神困惑状态的契机，采用种种手法吸引年轻人，如琼斯为迎合年轻人“忽左忽右”地借用了多个世俗伟人的形象和言论，阿普尔怀特则总是使用各种炫目的“高科技”、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科幻片元素来传教，甚至出版过多部风靡全球的“成功学”著作。
但当代“精神偶像”最大的“命门”，是对“末日论”无可奈何的过度依赖，一旦所宣扬的“末日”到来，他们就不得不在“一起去死”或“偶像倒台”中二选一，最终殊途同归地进入“精神破产”状态。这其中的法国人茹雷，为了苟延残喘曾三次推迟“末日”的日期，从1994年、1997年直到1999年，但最终也无济于事。
1999年7月，流传最广的“诺斯特拉达穆斯末日毁灭论”不攻自破，自此“末日论”这个当代“神系青年精神偶像”的“支柱”轰然坍塌，此后元气大伤，尽管近年来欧美又出现过诸如“死亡教士奥拉基”（也门裔美国人，宗教极端分子，曾凭借网络煽动让众多素未谋面的各国年轻人皈依宗教极端主义，发动恐怖袭击，2011年10月被美国空袭“斩首”）这样的“另类精神偶像”，一些年轻人甚至抛弃正常生活，漂洋过海，去中东参加“圣战”，但他们远非社会主流，且相当大一部分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总体上，二战后的欧美社会，出现了普遍的、越来越明显的“浅信仰”（即理论上是某种主流宗教，如基督教信徒，但实际上基本不参加宗教活动）倾向，这种倾向在青少年中更为明显，“神系精神偶像”在21世纪的今天，已是明日黄花。
“世俗的精神寄托”：英雄、文艺、其他
青少年的崇拜偶像更多是“世俗系”的。
英雄，尤其是战争中的英雄，自古就最容易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偶像，如罗马时代开疆拓土的凯撒，传说中杀死巨人的大卫，生前、身后，都成为一代代欧美青年崇拜和心灵寄托的对象，凯撒的名字成为后世罗马皇帝的统一尊称之一，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更永垂不朽。
近代战场上的“战神”们也受到青少年们的顶礼膜拜（本来他们的威望更多来自军中，而军队的骨干正是广大青年基层士兵），比如“改变了整个欧洲版图”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奠定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德雷克和纳尔逊，美国“悲情英雄”罗伯特.李，“老骑兵”西奥多.罗斯福，“性格明星”麦克阿瑟和巴顿，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战神精神偶像”未必是同时代官阶最高的，也未必是百战百胜的无敌将军，或功成名就的人生赢家，但一定要个性鲜明、事迹突出，且具备典型的亲民特质，像德雷克这样海盗出身的人，因为契合同时代青年人“富贵险中求”的时尚可以成为精神偶像，而出身高贵但性格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的蒙巴顿勋爵则不可能;“非大胜即大败”且和基层官兵互动密切的隆美尔虽然在德国军官团中地位不高却足以成为青年人的精神偶像，而后来身败名裂的保卢斯却因为洁癖和疏远官兵，被认为“即便不在斯大林格勒栽跟头，也不会成为士兵和青年人的偶像”;半辈子仕途不走运的巴顿火到了今天，可混得远比他灿烂的布雷德利却成了“最没存在感的五星上将”。
战后，逆反心理、反权威潮、反战潮，让传统的将帅再难成为欧美青少年心目中的精神寄托，相反，切.格瓦拉等战绩乏善可陈、却对“反潮流”青年人有着独特吸引力的“另类战神”却不胫而走，永远活在摇滚歌曲、街头涂鸦和一代代青少年的T恤衫上。
2020年1月18日，美国最新一艘核动力航母——CVN-81号命名为“多里斯.米勒” （Doris Miller）号。米勒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上的一名非洲裔辅助兵，当看见日机肆虐、战友纷纷倒下后，尽管当时黑人被严禁在舰上操纵武器，他仍然挺身而出，冒着炮火操纵机枪还击，并击落了一架敌机。这位生前始终蒙受不公正待遇（勋章被迟发、嘉奖被匿名，他于1943年战死）的普通士兵，在牺牲大半个世纪后被用于命名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水面舰艇，得到欧美广泛好评，
文学和思想领域的青少年精神偶像同样古已有之。
古希腊、罗马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大演说家西塞罗虽然并未立下赫赫功业，甚至其貌不扬，但都凭借自身的学识、口才和人格魅力，成为同时代青少年仰慕和追随的精神偶像，耐人寻味的是，他们也都因为这种对青少年的精神、人格影响力，遭罹当权者的猜忌，最终为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博物学家、文学艺术家，如卢梭、黑格尔、达芬奇，也多具备这种“青年精神偶像”的人格魅力，这种“导师型精神领袖”在20世纪以至战后一度继续发扬光大，出现了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法国左翼思想家萨特，以及法国女权运动领袖西蒙.波娃等著名的战后青年精神偶像。
既然是“精神偶像”，就未必一定是“实力派”或“导师型”，一些纯粹象征性的人物也会因风云际会，一夜间变成偶像，如起源于1968年法国巴黎、席卷整个欧美社会的“五月风暴”（即“红五月”），就诞生了两个这样的偶像：因在巴黎楠泰尔大学责难教育官员而一炮走红的西德左翼无政府主义青年“红毛邦迪”（真名丹尼尔.科恩-邦迪）和1968年5月13日在巴黎街头骑在同伴肩上挥舞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少女“红五月玛丽安”（真名卡洛琳.德.本德尔，其实是一名英国贵族后裔），她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欧美左翼青年运动的象征性符号。实际情况其实是苍白的：“红毛邦迪”很快“皈依正统”，如今已是欧洲议会绿党团队的要人，动辄对当年的“离经叛道”作皱眉深思状;卡洛琳当年作为一名业余模特，“上街”纯属一时兴起，她为此被思想保守的家族取消继承权，此后漫长生涯一直执着于和拍摄并发表那张“偶像照片”的左翼杂志《巴黎火柴》摄影记者雷伊打肖像权官司。但这又如何？他们在那一刹那的“定格”已足够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和精神寄托。又如劣迹斑斑的意大利诗人邓南遮，尽管浑身“毛病”，却赢得许多时代女青年的“精神爱慕”，据说当时意大利许多少女纷纷剪下长发寄给他，他则兼收并蓄，将长发聚拢充填成一只巨大的枕头，日日头枕温柔高眠无忧。
青年人在思想上的精神偶像、寄托，往往带有一点狂热和盲目，上世纪60-70年代许多法国左翼青年曾喊出“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对”，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反映。公正地说，萨特和阿隆这对儿时伙伴兼思想上的“老冤家”，对当代社会的见解，只能说“各有千秋”，很难评价个高低上下。而这种精神寄托一旦幻灭，对昔日偶像的态度也会趋于另一个极端——“红毛邦迪”成为“主流政治家”后一度衣冠楚楚重返楠泰尔校园作“回忆录式感旧”，结果被失望和暴怒的学弟学妹们扔了一西服的臭鸡蛋和烂西红柿。
文体方面的精神偶像、寄托则在近代文艺（尤其流行文艺）、竞技体育发达后应运而生，且同样具备一些“不讲道理”的特性。如玛丽莲.梦露是上世纪50-60年代公认的美国青年精神偶像之一，但她很难被列入实力派影星行列;田径运动员卡尔.刘易斯成绩固然巨大，但田径并非商业化项目，他的“精神偶像化”，很大程度上和一本名叫《卡尔.劉易斯，一个美国英雄的诞生》的畅销书，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周边”推广有关。在“垮了的一代”成为西方青年主潮流的上世纪60-70年代，约翰.列侬等摇滚歌手一度成为“垮了的一代”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时过境迁，如今的他们（包括同时代的孑遗，如U2和“滚石”的若干成员）则只能被新一代年轻人中的乐迷列为“流行音乐前辈”，如此而已。今天的西方文体已是高度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科比.布莱恩特和C罗这样的究竟算“精神偶像”还只不过是“偶像”，对他们的仰慕是“精神寄托”还只不过是“粉圈崇拜”，已经说不清道不明了。
20世纪以来的西方青年一代，始终在“离经叛道”和“追求个人成功”间相互碰撞，或来回摇摆。在切.格瓦拉和约翰.列侬、“红毛邦迪”和穆罕默德.阿里（拳王阿里，他一度成为时代青年精神偶像不完全因为拳击，更因为反战和拒绝服兵役）被部分时代青年奉为精神寄托的同时，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约翰.洛克菲勒则被另一些时代青年顶礼膜拜。上世纪70年代末，“垮了的一代”和“嬉皮士”风气被崇尚个人奋斗的“新保守主义”和“雅皮士”风气所压倒，里根、撒切尔夫人等右翼明星型政治家，“硅谷群英”“蓝血十杰”之类个人奋斗成功者，成为更多初出茅庐者心目中的精神寄托，而“成功学”的“传销式兜售”，又让这种“现实型精神崇拜”变得更加“量贩化”。
作者：陶短房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