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由日本电影人小田切让自编自导的处女作《一个船夫的故事》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影片中的唯美镜头就出自他的杜可风 （Christopher Doyle），二人的缘分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的一次合作，也正是之前的默契配合才成就了这部美到极致的作品。身为摄影师的杜可风不仅负责掌镜，也是整个剧组气氛的带动者，引导演员避免一切影响到情绪酝酿的因素，在拍摄的过程中，他就是言说者的眼睛，走进主人公内心，因此，让主人公沉浸在故事里不只是镜头那方寸之间，还在于摄影机之外感觉的蔓延，这看似苛刻严格，事实上卻是“杜疯子”的独具匠心。
在香港电影史上，杜可风的名字常常和王家卫一并被提及，从《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到《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再到《花样年华》和《2046》，这对金牌搭档在光与影的探索中开创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语言表述方式，留下了诸多精彩绝伦的永恒瞬间，杜可风也因此多次摘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包揽了台湾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摄影奖在内的多项大奖，蜚声海外。
回看杜可风过往的艺术创作经历，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打消他成为跨界艺人的想法。客串出演陈可辛执导的电影《甜蜜蜜》;自编自导处女作爱情电影《三条人》，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在香港举办《风欲静》摄影展;等等，导演、办展、偶尔客串出演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他还有一个鲜少被人关注的作家身份，迄今为止，他出版了多部电影手记，浓缩了日常拍摄的精华，也有文字、图像拼贴的生活写真。新近出版的《之所以我不是画家/电影这回事》就收录了片场捕捉的影像以及故事速写，他的文字亦如镜头那般有着深邃莫测的魔力，进入到异类掌镜人的世界。
漂泊不定的青春，变幻莫测的镜头
如此这般迷离的双眼是怎么炼成的？都写在了杜可风四海为家的青春里。成长在澳大利亚悉尼海滩边的他在18岁原本该待在校园的年纪，辍学去做了一名水手，之后辗转世界多地，最后停靠在了香港，重返校园。看似玩世不恭，然而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就不会成就后来的杜可风。老师给他起的中文名字与他的性格十分契合，如风一般，时而谦虚温婉时而高傲强势，就像他在文艺圈里那般雷厉风行。漂泊不定的青春从不囿于现实的羁绊，为了实现他的文艺梦，他先后在悉尼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马里兰大学学习文学、艺术，从香港拍摄MTV再到台湾业余剧团的摄影师，创作初期的杜可风可谓一路艰辛。
杜可风立志于当一名摄影师绝非一时脑热的决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经常透过窗看到住在他家对面的女人还有她们的孩子。“每当我在拍摄现场为女主角打灯或者框镜，都会想起那个时期的‘采风’。”这部“家庭电影”即是他的摄影启蒙，颜色、光影、质感都不过是营造氛围的天然道具，赋予摄影机一个鲜活视角。然而电影靠的是通力配合，只靠一己之力难以成全整部电影，在他看来，演员是脆弱的，冒险走出舒适区，在短短几个小时就要经历各种情绪的转换，作为镜头背后的那个人，适时的鼓励对他们全情投入其中至关重要。
渲染氛围即是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在杜可风出道早期，为了表现男主角内心迷茫，营造出虚幻和现实融为一体的感觉，成品却并不如意，镜头失焦引得导演火冒三丈，最终也被炒了鱿鱼。但是，“有时，不经意的错误反倒是神来之笔。”他始终觉得，艺术始终是危险的，而身处艺术现场的人都是不安定的，为了创作而冒险，才能让作品彰显出其应有的生命力。然而，在灵性的佑护下，细节一遍遍在脑海中预言，精神也在崩溃边缘徘徊，每个幕后人都有对于作品细枝末节的苦衷，对于杜可风这样的完美主义者更是如此。
眼看就到了而立之年，杜可风还未曾获得过拍摄长片的机会。直到台湾导演杨德昌大胆启用他担任其电影《海滩的一天》的摄影指导，杜可风不负众望获得了1983 年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在这部集合了台湾重量级明星的电影里，他结识了一众兴趣相投的人，也从此开拓了更广泛的合作版图。接下来，杜可风担当了几部电影的摄影师，不断获得电影节的提名并获奖，成为诸多导演心目中炙手可热的红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与王家卫的结识迎来了杜可风事业的转折点，香港也成了他生命中的福地，他也见证了不少从台湾新浪潮到港片黄金年代，再到内地电影风生水起两岸三地的电影盛事。
感性与错觉交织下的光影美学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赋予电影以“雕刻时光”的美名，电影人是雕塑家，在塑造作品的过程中去粗取精，与此同时他也是画家，反复斟酌笔触和颜色，揭示纯粹的美感。难度在于，主观的描摹只是个人情感的倾诉，一种自我欣赏，至关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到作品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效果，因此，拥有一个个性化的创作风格对于艺术家至关重要。对于杜可风来说，光就是电影中詩意的表达。如他所说，“正因为光线的动态，一张脸的面貌比地球的面貌还要多变：光赋予物件形态;镜头会随着角色的神情起舞，或只是静静地展现出某个时刻的含义。”
和王家卫合作过很多部作品，杜可风都将其看作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调，《花样年华》将这种风格推到了极致。电影中的一些镜头在泰国曼谷的一处废墟选景拍摄，断壁残垣正应了剧中主人公沉默寡言的性格，街灯映衬下的街道平添了一份岁月累积的沉重质感。杜可风布置了光线，演员每每走过，他们的身影便投在了墙上，形单影只的孤寂便定格在那个时刻。光线就像灵感一样转瞬即逝难以捕捉，有时特意安排不如歪打正着。在拍摄《风月》时，为了在张国荣说“我爱你”的时候配合上巩俐一句“太难了”，剧组整整忙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好在一镜搞定。
“只能这样了吗？”每拍完一个镜头，杜可风都会等来王家卫这句口头禅，累到精疲力竭时就只能止步于此，而更多的时候还是为了发掘无限的可能性，再拍一组。比起过眼云烟的镜头，杜可风更钟情于能保存起来的拼贴艺术，在纾解压力的同时，激活出更多的灵感。多年来行走江湖，合作过的明星大咖不计其数，有着西方人的热忱率真、幽默随性以及东方人的江湖义气，这些都传递在了他的作品气质上，但更多时候则是遭遇东西方文化碰撞时的恐慌不安。比如在电影中，他使用的红色在西方人看来是强势的代名词，但是在亚洲人那里则代表着喜庆祥和。同样，黄色在亚洲人那里也有不同的意味，这个象征着皇权的颜色，用在平民百姓身上却显得突兀。
每次抉择都好像在走钢丝，场景空间的位移、灯光的阴暗、演员之间的互动以及影像切换的形式等等都不能简单地预设，而是因地制宜，随着现场情况而定。“作为艺术家，你必须在画面所引发的想象及创作画面所需的心力之间取得平衡。要找到这种平衡，唯有修炼得禅味十足。”这也是杜可风总笑谈他虽出生在西方，却是东方养大了，他连他自己都笑谈是“有皮肤病的中国人”。跨文化的视角即是他与其他摄影师的与众不同，甚至连给他做白内障手术的医生都忐忑，这场手术改善的不仅仅是他的视觉，更影响着电影的未来。
作为视觉大师，杜可风将捕捉美视为他的终极使命，如他所说的：“美是一种享受、一种参考、一种观察、一种生活方式，做摄影是让我走进这个空间，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看到怎样的我。你跟我的来往，会有一种火花，你感觉到这个人还可以！你感觉到我有精神，你会觉得我也会有，因为终点是我们要活得好一点。 我们一辈子的努力是为了生活增加一点点美丽和意义。”从电影里延伸出来的美感，如同观者生命中的微光，在幻影中驱逐现实的晦暗，也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作者：刘晗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