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认为蚯蚓和人一样能够思考。
查尔斯·达尔文的名字一直与进化论紧密地连在一起。人们几乎已经忘记，这位伟大的理论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极其浓厚兴趣的博物学家。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达尔文痴迷于一个问题：蚯蚓是否会思考。为了解开这个问题，他夜复一夜，带着铁锹、灯具和哨子往来于花园间，希望证明蚯蚓比它们看起来要聪明得多。对普通人来说，这肯定是一项奇怪的消遣。在达尔文70多岁的时候，任何碰到他在挖掘土壤、把枯枝烂叶粘在一起或是以自己最大的音量朝着蚯蚓的洞口大喊大叫的人，都会困惑不解。但这并不是达尔文突发奇想，蚯蚓的智力问题是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核心，其答案有可能毁了他一生的工作。
愚蠢的低等存在
关于动物的认知问题，哲人们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首先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希腊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哲学家们相信动物是有智慧的，动物与人类的区别不在于“本质”上是否具有智力，而在于智力的程度。波菲利在《戒除葷食》中指出，所有的动物都存在理智，它们能感知，会记忆;能够感到痛苦和快乐;可以表达各种情绪，比如说希望、恐惧和悲伤等，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会发出类似于语音的声音，所有这些都表明动物有理性思考。
其他思想家则走得更远。塞克斯都·恩披里克，是古罗马的一位医生和怀疑论哲学家，他认为动物具有各种技能，能够做出选择，这都说明动物具有理性。罗马传记文学家普鲁塔克说，动物照顾幼小的行为和它们的好奇天性，都证明了动物具有智慧。
亚里士多德对此持怀疑态度。动物看起来很聪明，对此他毫不怀疑，他也不否认动物有处理信息的能力。但是动物没有关于真理、真相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有智慧的特征），因此他得出??结论，动物没有理性的思维能力，因此与人类根本不同。
随着时间的流逝，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终胜出。罗马人也开始把是否能够判断是非作为动物是否具有智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人和动物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指出，尽管所有生物都有共同的心理过程，但只有人类能够理解因果关系，能够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进行类比。由于人类在智力上超越了所有动物，古罗马政治家、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相信，对待动物，可以随心所欲。
基督教神学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了最充分的阐述。他们认为，动物与人类是截然不同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圣经·创世纪》做出解释。早期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当我们读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时，我们应该理解这意味着人类被赋予了理性和自由意志的“神圣”特质。相反，动物是非理性的。因此，它们属于低等存在，应该置于人类的统治之下。《圣经》中说，人类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对此，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强调，这意味着人类可以任意杀害动物。受到信仰的支持，亚里士多德关于动物和人类截然不同的观点继续延续了下去，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智慧还是本能？
在16至17世纪之间，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领域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世纪的观点转变为现代科学，这场变革被称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影响深远，一切都开始改变。尽管大多数哲学家仍然坚信人优越于一切动物，但亚里士多德的理由动摇了，这迫使哲学家们为证明动物缺乏理性而四处求证。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勒内·笛卡尔在他的《论启蒙》（约1629-1633年）中指出：动物不会说话，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除了受到外界刺激之外，还能独立思考。笛卡尔将理性定义为在不同情况下运用一套基本原则的能力，他还认为，尽管动物有时似乎表现得很有智慧，但它们无法将知识运用到陌生的情景中，这表明它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直觉。
到了18世纪初，人独一无二的信念开始瓦解。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区别变得日渐模糊。这场变革的领导者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1739-1740年）中，休谟提出，思想包含在由感官数据产生的“图像”中，而理性则“仅仅是基于这些图像，在这些图像之间建立联系的倾向或本能”。休谟在文中提到了狗和马，认为“动物与人类一样，都具有思想和理智”。
伏尔泰在他的《辞典哲学》（1764年）中也提出了和休谟类似的论点。尽管在19世纪初“动物与人类一样，都具有思想和理智”的观点几乎成了主流，但有些博物学家，比如英国人威廉姆·维赫维尔（也被译为胡威立）仍然不服气。和廉姆·维赫维尔一样，一些人仍然站在基督教神学的残骸上，拒绝赋予动物与人平等的地位。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丝毫不打算退让。 一场战争眼看陷入僵局，这时达尔文出场了。
人类走下高坛
大卫·休谟去世40多年后，达尔文出生了。达尔文从小就沉浸在新思想中。他的祖父、动物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一直是休谟的热情拥护者，休谟那些激进的思想在达尔文家中是平常的讨论话题，因此达尔文涉足动物的认知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他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证。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中证明，动物和植物的所有物种，不是由全能的神一次性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经过了无数代的逐步进化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在《人类的由来》（1871）中，达尔文进一步探讨了进化论的意义，他认为，人“从某种既存形式中降级了”，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经历了进化过程的。支持和反对进化论的人都意识到，达尔文的观点抹杀了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达尔文也意识到所有的物种都拥有处理信息所需的物理“工具”。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不同，达尔文认为这些生理上的相似性导致认知上的相似性。如果不同的物种具有类似的思考能力，那么它们思考上的深度也应该相似。与休谟的观念相比，达尔文更关注笛卡尔的理念，达尔文认为，如果一项行动体现了某种预见性，并且超出了本能的反应，那就能证明此行动是基于智慧的。通过观察动物的行为模式，应该很容易确定某一动物是否具有理性。
在此基础上，达尔文得出了与腓尼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菲力欧斯一样的结论：人与“高等”动物，例如狗，之间的思维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只是程度上的。但是当涉及“低等”动物时，达尔文就不太确定了，尤其是蚯蚓，这种独特的简单生命形式是否和人类一样具有思维能力呢？即使是普菲力欧斯也很难将它们视为智慧生物。蚯蚓没有明显的感知，似乎没有任何技能，不能发出声音，当然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情感，要想证明蚯蚓与人类有认知相似性，前景似乎非常渺茫。
但是，达尔文怀疑蚯蚓实际上要了不起得多。1831年底，达尔文随英国皇家军舰“小猎犬”号出发，展开了为时5年的科学考察之旅，他日后影响深远的学说就奠基于此。此次旅程结束后不久，他收到了舅舅（和岳父）乔希亚·韦奇伍德的来信，信中说：在一块散布着石灰和煤渣的土地上，由于蚯蚓不断吞吐下面的土层，地表下沉了几英寸。舅舅的来信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达尔文一直关注地质学会相关主题的论文，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老年，达尔文深信，尽管蚯蚓不大，但是它们可以像风力和潮水一样显著地改变地球的景观。
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
达尔文晚年的重要著作《腐殖土的产生与蚯蚓的作用》（1881年）发表于其离世前一年。在这本书中，达尔文记录了他对蚯蚓的详尽观察和多种实验。达尔文从蚯蚓的感官开始研究，他发现蚯蚓是聋子，这一点很容易确定——对着它们吹哨子，向它们的洞口大喊，演奏巴松管，将它们放在钢琴旁边的桌子上，所有这些都不会引起蚯蚓的丝毫反应。达尔文还把蚯蚓放在琴键上，结果发现蚯蚓对振动极为敏感。此外，达尔文还发现，蚯蚓有微弱的嗅觉，尽管它们狂热地寻找白菜和洋葱，但似乎对浸过烟草汁和香水的棉布毫无关心。
然而，最特别的是蚯蚓的视觉，尽管它们是瞎子，但是如果在前面投射明亮的光線，蚯蚓仍然可以感知。然而，它们的反应并不总是一样的。如果它们的注意力正在其他事物上，通常会完全忽略光线。这使达尔文想起了“更高等”的动物，比如说鹿，在吃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靠近。在达尔文看来，蚯蚓的行为方式也是相同的，这表明“某种思想的存在”，但达尔文需要更多证据才能确定。
达尔文在蚯蚓的洞口找到了他想要的证据。他发现，夜晚时分，这些环节动物会用松树针叶和其他微小的植物落叶堵上自己洞穴的出口。这一劳作阻隔了外界与洞穴通道的连接。蚯蚓会用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来阻塞入口，但它们更喜欢叶子，最令人好奇的是蚯蚓运送枯叶的方式。达尔文发现蚯蚓从地表拖到洞口的枯叶中有八成是叶尖先进洞，这是让较宽的叶子成功进入蚓穴的最便捷的办法。蚯蚓拖动松针叶则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些常绿树叶的叶柄根部连结着两条细长的针叶，率先拖进蚓穴的部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叶柄根部。
达尔文认为，蚯蚓的行为“几乎与一个人的行为类似”。达尔文发现即使是从非英国本土的树上摘下叶子，并把几片叶子粘在一起，蚯蚓拖动叶子的方式也一样。为了解答这一系列的疑问，达尔文在他的著名实验中使用了长3英寸的三角形纸片代替树叶。结果发现三角形纸片，顶角被拖动的几率是三分之二。达尔文由此得出结论，蚯蚓以顶角拖动树叶的习惯不可能出于偶然。所以达尔文认为这绝非本能，这是蚯蚓具有智慧的标志。
毋庸置疑，达尔文是第一个承认蚯蚓具有智力的人，他对蚯蚓的研究足以验证他的进化论，并且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所有生物都有相似的认知过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事实。达尔文的发现还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卑微的生物也需要我们的尊重，因为蚯蚓也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 （责编：栗月静）
作者：马利洪
来源：世界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