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精”包拯怎样变为“包青天”？
在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大家总能找到几个经典形象。以京剧为例：蓝脸的窦尔顿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黑脸的张飞叫喳喳。可要说到面黑如焦炭，额间新月牙的那一张脸，再伴着惊堂木的一声脆响，不消多言，我们脑海中便能浮现起一幅包公升堂断案、为民主持公道的景象。似乎只要有他在，再难的案子都能迎刃而解，公平正义即可得到伸张。但就历史上的包拯而言，他真的是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这个样子吗？
不畏权贵，痛斥皇帝历史上真实的包公
按照《宋史》等相关典籍的记载，历史上的包公，也就是包拯，生于宋咸平二年（999年），庐州合肥人。包拯从小在父母的荫庇下刻苦读书，二十九岁考中进士，被朝廷授予了建昌县（今江西九江永修县）知县的官职。然而此时，父母皆已年长，为给父母尽孝，包拯直到父母去世守丧期满后，才在家乡父老的数次劝告下出任县官，正式开始了仕途之路。此后他的官运一路高涨，至和三年（1056年）出任开封府尹，嘉佑五年（1060年）升任三司使及枢密副使，位同副宰相。嘉佑七年（1062年），包拯在开封病逝，享年64岁，当时在位的仁宗皇帝追授他为礼部尚书，赐予其“孝肃”的谥号，故后世也以“包孝肃”之名来称呼包拯。
从人物生平来看，包拯的一生，并没有什么十分特别的经历。而从为官事迹来看，他的政绩则是可圈可点。历史上的包拯十分乐于向朝廷“打报告”。面对层层贪官污吏，包拯不畏权贵，弹劾过公器私用的地方官吏；监守自盗的太监亲信；滥用职权、渎职背德的中央官员等。他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对仁宗宠妃张氏外戚及舒王女婿等显贵，也上书予以弹劾，可谓是古代的“杠精”本人了。
在包拯的各类弹劾事迹中，对王逵的弹劾最为有名。王逵其人，数任地方要员转运使一职，在任期间多次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逼得地方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暴政。而王逵并没有因此收敛，反而采取了派兵镇压的办法，致使民间经受酷刑、惨遭杀害者数不胜数，民怨因此沸腾。可他与当朝宰相关系密切，又得仁宗青睞，所以一直无人愿意得罪。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书弹劾，最后一次更是指着皇帝的鼻子骂道：现在您不顾老百姓的议论，坚持己见，任用酷吏王逵，这对于王逵一人是件幸事，但千万百姓的不幸又有谁能知道呢。经此一事后，朝野震动，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的官职。在一次次的弹劾中，包拯得了个“包弹”的诨名，常有人以此吓唬犯奸作恶的官吏，使其不敢造次。
除了直言进谏以外，包拯也十分洁身自好。包拯曾任端州知州，此地以端砚闻名天下，名流权贵多有访求。端砚是贡品，每年朝廷都要征缴一定的数额，而地方官员多会借此机会加量征缴以中饱私囊，有时甚至达朝廷征缴数额的数十倍之多。他在任期间，不仅大力革除这一弊政，更是在离任之后两袖清风，“不持一砚归”，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事。1973年，考古人员在合肥清理包拯及其子孙墓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的砚台而无端砚，也可侧面证明此事非虚。
但对包拯断案一项，历史上却并没有多少记载。依照《包拯集》收录的包拯奏议来看，涉及到刑事、民法的记载只有十一篇，仅占全书章目的百分之六。流传下来的断案史事则只有一个“牛舌案”。该案讲的是一户农人发现自家耕牛牛舌被割，遂来到县衙请求县官捉拿罪犯。可是割去牛舌并无利益可图，因此包拯推断这并非出于经济考量，而是仇家怀恨在心的一种报复行为，宋朝法律禁止屠杀耕牛，只需要农人把牛杀了，仇家自然会出于报复心理揭发农人，而割牛舌者也就上钩了，后来县衙果然依此抓住了罪犯，疑案立破。
仔细探寻包拯的事迹，他不畏强权、洁身自好的品质，确实不愧于他在民间拥有的“高人气”。但仅有一项断案记录，却与我们熟知的断案如神的包公形象有着很大差距，对于这个“人设与本人不符”的问题，我们需要来看看，后世到底是如何在史实的基础上，把包拯演绎成“包青天”的。
戏说不是胡说后世如何“制造”包公
在包拯身故之后不久，就有部分文人将他的事迹改编成笔记小说，但尚不成体系。直到后代说书艺人及话本的描绘渲染，包公的形象才慢慢地建立。
早期的包公话本，包公其实并不是主角。以《合同文字记》为例，这个话本讲述了主人公刘安柱念及孝义，对伤害自己的伯父母以德报怨，朝廷因为他的孝道，封赏其官职的故事。在这个话本里，包公仅作为判官的形象出现。但即便不占主要地位，此时的包公也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形象。他在故事最后断定案情，主持公平正义，已然从庙堂之上走向了普通民众。
到了元代，蒙古铁骑南下统领中原，民族和阶级矛盾逐渐白热化，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有苦难言、有冤难诉，人们渴望能有一个主持公道的清官形象来为百姓伸张正义。于是包公进一步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断案职能再度放大，成为了元杂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据统计，元代的“包公戏”有二十种，保存下来的有十一种之多。在此类包公戏里，包公有了固定的籍贯（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官位（龙图阁待制，正授开封府府尹）和御赐物品（势剑金牌），包公“第一清官”、善断疑案、为民请命的形象逐渐清晰。
明清时期，小说在民间流行，对包公的塑造也随着包公题材小说的流行定型下来。明万历年间，短篇小说集《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诞生，它是第一部关于包公断案的短篇小说集，也是包公故事的集大成者。此书中的包公形象进一步转变：包公的外貌首次变成黑脸，性格逐渐趋于温和，而在面对家人侵夺公权力时，包公愈加严格持家，冷面无情，这反映了当时老百姓对官场裙带关系泛滥的愤恨之情。在小说的塑造下，包公形象更加生动活泼了。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三侠五义》对包公的塑造。全书以包公在侠客义士的辅佐下除暴安良、匡扶社稷为主线，除了“乌盆案”“狸猫换太子”等奇案以外，更有智斗庞吉的惊心动魄，树立龙、虎、狗头铡的威武。在白玉堂、展昭、公孙策等人的共同映衬下，包公最终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经典角色。在当代，包公的故事又被搬到了大荧幕，听着拖长的“威武”二声响，不用多说，包公定又在用他智慧的头脑破解谜团、断定疑案，还世间不平事一个公道了。
被“丑化”的包公包公是怎么變成“黑炭”的
除了善断奇案，包公的另一个典型特征——黑脸，又是怎么来的呢？在现存的历史典籍中，几乎没有对包拯的外貌描写，所以我们可以猜想，包拯的外貌应当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张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宋朝“路人脸”。就像如今流传下来的故宫南薰殿包拯画像与安徽合肥包公祠内的泥塑和石刻像，二者都是白脸长须的面庞，而清代一位庐州知府去香花墩参拜包公像时则是惊叹包公“和蔼溢于眉睫”，不生恐惧反倒观之可亲，非是外界普遍塑成的黑脸凶巴巴样貌，使人奇也怪哉。
对包公外貌的描写至少要追溯到元代，元杂剧中包公曾被骂作“包腊梨”，但也仅是如此而已。《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中的作品则开始用较为细致的笔触夸张包公样貌的丑陋，比如“面生三拳三角眼”“一双眉眼怪双轮”“八分像鬼二分人”。文艺作品中塑造的包公，十分狰狞可怖，可却在此同时，又赋予了他两耳垂肩、鼻直口方、天仓饱满、脸上有安邦定国纹的形象，这些都代表着他的忠诚正直、德行高洁。为什么在赋予包公正面面相的同时，又要将其样貌塑造得奇丑无比呢。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面孔丑陋的正面人物形象——钟馗。在神话传说里，钟馗相貌奇丑无比，因为面貌丑陋，他在高中状元之后竟被皇帝取消了状元资格，一气之下他愤而自杀，死后化作阴司判官，专门捉鬼斩鬼。也就是说，钟馗其实是一个和神鬼有关的人物，而并非普通人。其实同钟馗一样，包公的形象，也有一种神化的趋向：他断案时能与神鬼互通，甚至发展到后来竟有了阴司阎王的职权，主阴间刑狱。由于钟馗所管的阴司与包拯化身的阎王极其相似，二位的样貌塑造也就出现了一致的趋向，即通过丑陋可怖的面貌给恶人小鬼以威压震慑。若两位老哥泉下有知，定会看着对方与自己毫无二致的一张脸，抱拳大喊一声：缘分啊！
可是这还不算完，五官样貌之外，包公还在后人的笔下做了个“美黑”，向着“黑脸包青天”的称号一去不返。明代《百家公案》首次提到包公肤色黝黑，之后《三侠五义》的家喻户晓更是使黑脸包公成为大众认知中的普遍印象。在书里，包公的父亲叫人把刚出生的包公丢弃在锦屏山后，他的大哥去看他，只见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在草地上爬行，可见包公自出生起就黑得油光发亮，小名也起成了“黑子”，可谓是“黑”得深沉。
京剧的脸谱塑造，则越发把包公的黑脸形象予以完善。包公的脸谱为画着月牙的黑面形象或是半黑半白的阴阳脸，形容包公有穿越阴阳两界，“日断阳，夜断阴”的能力。演变到今天，包公形象也就随着一代代文艺作品的累积定型，成为我们如今熟知的一张面孔了。
作者：谢适之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