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风险投资（下称“风投”）一直是美国创新的金融引擎。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风投公司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946 家，增加到 2019 年的 1328 家；管理的资金数量从 2005 年的 1706 亿美元，激增至 2019 年的 4440 亿美元。
但并非所有数据都如此乐观。风投领域以白人男性主导，他们支撑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如 Google、Facebook、Uber 和 Airbnb 等，尽管有大量员工在这些公司工作，但多数财富都被少数管理层赚走。与此同时，科技之外的行业公司，获得的融资则少很多。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风投家们发现可以投的创业模式越来越少。截止 2019 年底，该行业拥有 1210 亿美元的可投资资金（指已募得但尚未投资的资金）。
在过去，风投的确满足了不少人类需求。不出家门，会议软件就能帮你远程工作，外卖软件可以让你不用饿肚子。
但是，新冠疫情的治愈方法和更好的防护设备在哪里？风投作为创新型金融引擎，为何没有为上述想法提供资金？
美国青年扎克 · 格雷（Zack Gray）的故事，或许能对你有所启发。
硅谷风投对生物医疗比较冷漠
格雷小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工作的父亲，因患癌症去世。长大后，格雷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天文学。
图 | 扎克 · 格雷（Zack Gray）
后来他认为学术界的发展太慢，便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书。这个常春藤盟校的血统，让他进入了一个大多数企业家都梦想进入的世界。
不幸接踵而至，他从 14 岁时就认识的女友，因为过量服用阿片类止痛药被送入医院，等他赶到医院时，青梅竹马的女友已经撒手人寰。
于是，格雷开始思考，如何来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在完成其 MBA 学位的过程中，他得知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某种业务或服务。
如果他的女友能获得药物来治疗成瘾状态，而无需经历团体治疗的尴尬和麻烦，情况会怎样？他可以建立一家大公司来帮助更多像他女朋友这样的患者吗？
不管如何，这样的想法，需要获得投资人的认可。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名为 Ophelia 的公司，并请来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管理学教授亚当 · 格兰特（Adam Grant）来当的顾问。
Ophelia 似乎很符合投资者通常寻找的一些标准：它由软件驱动、并允许患者在线进行后续医疗检查，由于美国大约有 200-300 万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其潜在市场巨大。
然而，就在此时，新冠疫情暴发，对于格雷来说现在似乎不是筹集资金的好时机。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在公司成立第一年、能帮助该公司扩展到可接收 500 名患者的投资者。
格雷从创业一开始就想加入 Y Combinator，他在学生时代就听说过这个加速器。他说，加入加速器会 “降低 Ophelia 的风险并使其合法化”。
虽被卷入了新冠疫情的混乱局面，但 Y Combinator 的演示日还是成功的。演示日那天，Ophelia 旁边的公司有 Trustle 和 Breezeful，前者主打以 50 美元的价格为父母提供专门的育儿方法和儿童发展专家，后者则能使用机器学习来寻找最佳的房屋抵押贷款。
通常，大约 80％出席演示日的公司会在活动后的六个月内收到资金。Ophelia 最终收到了喜人的结果，该公司从 General Catalyst、Refactor Capital 和 Y Combinator 获得了 270 万美元的投资。
格雷是幸运的，然而并不是所有风投家，都愿意把钱花在生物医疗上。
很多投资者和企业家，都没有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能够检测传染病的医疗系统中、以及能更快开发药物和疫苗的方法中，也没有投入失业救济系统、以便可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失业高峰。
对此，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Vanguard、耶鲁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投资终极战》作者查理 · 埃利斯（Charley Ellis）指出，人们的眼界没有那么广阔。他说：“一个行业内的人会只专注于为自己的行业创收。”
投资人是一台简单的机器
早在 2008 年，硅谷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之一、凯鹏华盈公司（Kleiner Perkins）的风险资本家约翰 · 多尔（John Doerr）就曾指出，最顶尖的创始人 “都是白人男性，是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辍学的书呆子，他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因此，当我看到这种模式出现时…… 很容易就会决定进行投资。”
然而风投不平衡的存在，却并未让硅谷感到异样。据悉，美国风投的 75％用于软件产业，约 5％到 10％用于生物技术领域，只有极少数的风投家已经掌握了建立生物技术公司的长期模式。
有一家公司在埃博拉病毒出现时，就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防护装置，现在正在缓慢提高产品产量。如果这家公司能早点得到风险基金的支持，情况会怎样？
然而，风投公司领头羊 Greylock 的合伙人阿希姆 ? 钱德纳（Asheem Chandna）认为这不会发生，他说：“资金将流向能获取回报的地方。如果软件产业能继续获得回报，这个产业就是资金流向的方向。” 即使有针对性的政府补贴降低了风投人的风险，多数人也会坚持己见。
越来越清晰的是，许多人对美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个国家还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很难断言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软件和技术只是创新领域的冰山一角，美国因为一直过度专注沙箱里吵闹的孩子，而忽略了维护其余的设备。
“互联网产业仍然在膨胀，但这并非一人所为”
2011 年，时任网景公司联合创始人、现任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公司之一 Andreessen Horowitz 的总裁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软件公司之所以对投资者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可以产生巨大回报，这些软件公司往往通过取代其他行业人员（如旅行社从业者）而占据主导地位，如今机票预订早已从线下转到线上。
图 | 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Vanguard、耶鲁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投资终极战》作者查理 · 埃利斯（Charley Ellis），表示：“它被称作风投其实是在掩人耳目，这实则就是人脉资源。”
他的意思是，成功的风投家不一定是那些发现、并资助最具创新思想的人，而是去挖掘那些能组建出、最终将被收购或上市的公司创始人。
举个例子，如果该公司的最终市值是 100 亿美元，那么该风投家最初购买初期业务 10％的股份、所花费的 100 万美元，就会增值很多倍。
而大多数成长速度不够快的公司，将无法获得更多投资，其最终结局可能是倒闭。
一直以来，风险资本家以硅谷佼佼者的身份自居。他们是人才猎手、是 “牛仔”、也是冒险者。他们支持那些愿意违反体系的人，并认为他们应该赚大钱，同时纳税还可以得到减免。
但是，这一畅想和硅谷历史并不完全吻合。前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伴侣号”（Sputnik），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硅芯片公司投入资金。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 · 奥玛拉（Margaret O’Mara），在其《守则》一书中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政府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直到现在，美国科技公司与政府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
比如，Google 的早期工作是斯坦福大学的克林顿在位时数字图书馆项目，而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自 2003 年成为 Palantir（大数据公司）的第一个客户后，直到 2008 年 CIA 仍然是是 Palantir 的唯一客户。
科技公司依靠美国研究资金建立起来，这原本无可厚非。玛格丽特 · 奥玛拉认为，实际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决定，是政府在不施加太多控制的情况下投入的资金。
但是，她补充说，这个神话已经变味儿，英雄个体和破坏规则者更容易被关注，可这不是公司或技术成功的根本原因。她说：“互联网产业仍然在膨胀，但这并非一人所为。”
2020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从美国口罩、呼吸机等救护设备的短缺，就可以看出美国风投的不均衡。而本次疫情，或许可以引起风投家们、对生物医疗领域的重视。毕竟，比起软件，生物医疗更能影响人类的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