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学家眼中，没有任何历史事件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更源远流长，但又更盲目失控、无法预料。
1789年7月13日的巴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恐慌的巴黎民众手持枪械，疯狂地涌向巴士底狱，试图抢夺火药。
路易十六头颅被砍后，法王“希望法国不再流血”的遗愿不但没有实现，相反的是，法国的断头台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
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群氓心理学》中指出：如果你认为民众的暴戾之气一旦被点燃，会被严格限于“人民的敌人”，那就太天真了。此时，“杀头”是重要的爱国之举，至于杀谁的头则并不重要。
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最后，砍头的“荣耀”逐渐落到了平民身上，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此后三年，被斩首的“反革命分子”，达7万人之多，法国国内贵族被彻底剿灭。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说：“法兰西岂止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详见《悲情法兰西 | 从巴士底狱烈火到巴黎圣母院失火》）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冷静地发现：“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要改革的时刻。”
“旧时的信仰摇摇欲坠，最终消逝古老的社会支柱相继坍塌，群氓的势力则不受任何力量的威胁，并且其威望正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力量的冲击之下，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是容易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
世界的主宰者、宗教的开创者、帝国的缔造者及政治投机分子，都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氓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把握。
不管是有组织的群氓，还是无组织的群氓，都是一股无意识、非理性的洪流。一旦身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人的才智和天分被削弱，人性因而被磨平。异质性在同质性中淹没，无意识的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这股“同质均一”的集体洪流，天然对市场的自由思想、独立选择加以干涉，甚至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剥夺他人自由及私产。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古典主义者强调市场的均衡形态，对市场背后的关于人的思想及行为并未做太多探索。奥地利学派则从“人的行为”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自由思想在市场运行中的逻辑。其中，集大成者为米塞斯和哈耶克。有趣的是，奥地利学派认为其思想渊源为传统天主教思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捍卫自由市场，尤其是自由思想。他在其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哈耶克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自由思想的真正内涵不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更不是跟风、从众、焦虑、势利、非理性之群氓，而是独立思考、理性思辨。
所以，自由市场我们最终追溯到韦伯所概括的理性主义，或者叫思考、思辨。
群氓的致命弱点是拒绝思考，他们希望直接获得答案，不关注推理及思辨过程。他们喜欢全盘接受绝对真理，或一概拒绝绝对谬误。他们喜欢节省思考成本，习惯于逃避责任“搭便车”，以追求“集体灵魂”，以获取安全保障。
这个世界，物质遵循“最小耗能”原则运动，自然生物懂得“趋利避害”，经济社会按照成本最低、利益最大化方式运行，但唯有思考，不能省力、偷懒。
因为若放弃思考，就意味被奴役。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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