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鼠疫），以另一种极度残暴的方式再度摧毁了欧洲。
历史学家估计，这次黑死病大约造成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故乡佛罗伦萨是重灾区，他在其著名的《十日谈》惊呼：“天主对人类残酷到了极点！”
这场黑死病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势力。很多人开始不再相信祈祷能够治愈，不在教会医院等死，而是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1315年左右，罗马天主教会开始逐渐接受了人体解剖作为医学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市开展了第一例人体解剖的公开演示。人体解剖这刀下去，神学统治地位受到挑战。
当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发现男人与女人一样都是一侧12根肋骨，而不是天主教所说的男人比女人少一根（亚当的肋骨）。维萨里在其不朽著作《人体构造》中，准确地描述和绘制了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系统及身体其它器官。其中一幅经典插图被称之为“思考的骨架”。
到了16世纪，解剖学成为一种公共景观，意大利及其它国家的一些医学院纷纷建立起了解剖学“演示厅”。公开解剖类似于今天歌手开巡回演唱会公开表演，门票不菲。
1628年，英国内科医生威廉·哈维在其著名的《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指出，心脏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一切的起源”。
14世纪“黑死病”肆虐后的300年间，维萨里的人体解剖、哈维的血液循环论、雷内克的听诊器等现代医学，极大地打击了天主教权威，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16世纪，马丁·路德等人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宗教改革。这场改革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世俗政府势力开始崛起，打破了传统宗教枷锁，促进了自然科学以及医学的发展。
从黑死病肆虐到现代医学的进步，再到宗教改革，这300多年是欧洲从愚昧到觉醒的关键时期。正是思想解放、自由思想，为现代自由市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价值。
韦伯在书中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
事实上，今天欧美世界新教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天主教国家。韦伯在书中指出，在专门培养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学校，以及主要培养中产阶级从业人员的学校毕业生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所占的比例也更少。而天主教徒热衷于文科学校。他们较少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活动，很少参与经济生活。
韦伯将这一差异归结为马丁·路德、加尔文推行的宗教改革。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新教思想，可能就很难出现现代科学与工业。
新教伦理出现的新的教义及思想，如现世禁欲精神、追求现实生活，与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务实进取高度契合。新教伦理诞生了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赋予了人们追求自我利益以合理的世俗目的，从而促使人们逐渐摆脱愚昧，为个人利益而努力。
新教徒选择的是“吃的舒服”，追求今生之乐；天主教徒则宁愿“睡得安稳”，苦修来世之福。
天主教认为，祈祷和圣歌是修道生活的最高境界。但是，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颠覆了这一教义。新教徒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把劳动当成人生的目的。”
新教徒奉行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还将劳动与祈祷在时间上分开。“上帝希望工作日时各司其职，以践行他的意志，沉思则放在礼拜日。”
韦伯最终将资本主义市场兴起的思想基础概括为理性主义。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推动了现代科学、自由市场及民主制度的全面兴起。资本主义的兴起依靠的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亚当·斯密的自由思想也源自宗教改革。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斯多葛主义伦理学和他的老师哈奇森的基督教美德思想（新教）。
亚当·斯密推崇自然神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自然神学”，即斯多葛学派和哈奇森的基督教思想。其实，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的“看不见的手”也是自然神学的概念，即由神设计的市场自然秩序。
新教改革为现代科学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牛顿对斯密的影响很大，亚当·斯密对牛顿宇宙观推崇备至。在其临终前，斯密命人将其全部手稿烧毁，但唯独留下了一份关于他对牛顿天体理论的评价。
近代市场兴起，以及市场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自由市场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自由选择的前提是思想自由。任何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群氓，都是自由市场的天敌。只有自由发达的思想市场，才能造就发达的市场与繁荣的经济体。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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