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载沣的性格，他或许不该生在王府，或者说他的不幸在于生在乱世。如果是天下太平，载沣做个“太平王爷”当然会做得很好，但正如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慈禧太后或者说历史的神秘之手选择了他。他原本富贵而平淡的一生，也就此偏出了原有轨道。命运这东西似乎没有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该他的就是他的，躲也躲不掉，因为命运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
对一般人来说，皇帝是天使也可能是魔鬼，是圣君也可能是阎王。对皇帝本人而言，他也许会成为最幸福的人，但也可能成为最悲哀的人。对于载沣来说，“皇帝”或许只代表了堆积如山、繁琐沉重的政务，对一个没有太多政治兴趣的人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烦恼与煎熬。
载沣被慈禧太后选为百年后的权力接替者，绝不是因为他才能出众或是其他，而仅仅是因为宗法制度下实在无人可选。对此非常际遇，载沣的惶恐可想而知。而这种惶恐，并没有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进行了八年的刻意培养而有所减弱。
《异辞录》在“议立宣统”一节中称，慈禧太后病危之时召见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在问及光绪皇帝病况后，庆亲王奕劻回奏“疾大渐”（意思是快要死了），请速立皇子。慈禧太后沉吟半晌后，说：“先令载沣之子入宫读书。”
一旁侍立的载沣赶紧推辞：“臣之子幼，载涛之子长，愿太后善为计。”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当下捶床怒斥：“你可真是糊涂！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无用话耶！现在立你的儿子为穆宗毅皇帝（同治）的嗣子，你为摄政王。你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择有才能者为佐，好歹把这江山坐住！”
《异辞录》虽系野史，但作者刘体智出身名门（同光年间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娶大学士孙家鼐之女），又曾任户部郎中、大清银行安徽总办等职，以其对朝政的亲身经历及对前朝掌故的熟悉程度，此传闻也不完全是凭空构撰。
载沣生于1883年，系醇亲王奕譞第五子，但他并不是福晋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的妹妹）的亲生子。叶赫那拉氏曾生养过四个孩子，但不幸的是，只有次子载湉（即光绪）长大成人。据溥仪所说，醇王府中盛行“饥饿疗法”，孩子一生病，往往以“净饿为主”。光绪几个夭折的兄弟，或大多与营养不良有关。这也是一奇谈。
奕譞的侧福晋，即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她的出身很低微，但她一口气为醇亲王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载洵与载涛先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道光第八子）及钟郡王奕詥（道光第九子）为嗣，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载湉已是皇帝，因而载沣成为醇亲王府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1891年，刚满50岁的老醇亲王奕譞去世后，未满8岁的小朋友载沣便成为第二代醇亲王。
奕譞在世时，对载沣的教育尤其重视。当时在王府中任教的老师都是博学通儒，而载沣的性格与兄长光绪皇帝颇为相似，都是好静不好动，其学习固然认真刻苦，但对外界事物缺乏热情。当然，在普遍不学无术的皇族子弟里，载沣总算是好学有知的。
也许是受了家庭的影响，载沣的性格从小就谦逊温和，生活中知足常乐，和父亲十分相似。但可惜的是，奕譞去世太早，载沣没有机会获得父亲那样丰富的政治阅历，因而也远不如奕譞那般的精明。白居易有首诗，“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载沣把它录在团扇上，颇为自得。在其书房，也悬挂一联：“有书大富贵，无事小神仙”，可见其偏好与性情。载沣的性格天生软弱，口才不佳，平时几乎无话，只对读书有兴趣，对政治则避之唯恐不及。
倘若是山野人士，读书固然可以避祸，但载沣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家庭，想要超脱政治，又谈何容易。事实上，慈禧太后对载沣的培养早有安排而绝非是一两日之计。特别是在慈禧与光绪闹翻之后，载沣更是直接进入了慈禧太后的夹袋。
由于年龄太小的缘故，载沣虽然贵为亲王，但在大多数时间都不为人所关注。其在世人面前的首次亮相，是庚子年后那次出使德国。1900年庚子之乱 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辛丑条约》中约定清廷须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如此，身兼亲王与“御弟”的载沣是这场“尴尬”出使的最佳人选，后于1901年前往德国。是年，载沣年方十八，“皇室成员不得出洋”的规定也由此被打破。
载沣的欧洲之行并不顺利，当时德方挟战胜之威，向载沣提出了带有侮辱性的觐见礼仪：醇亲王向端坐的德皇行三鞠躬礼，两参赞则向德皇行跪拜叩首礼，以示谢罪。载沣听后，大受刺激，随后便暂停邻国托病不行，并称：“宁蹈西海而死，也不甘向德皇跪拜。”
关于礼仪之事，说来颇有些前后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因不肯向乾隆皇帝行跪拜礼而怏怏以归，后来的阿美士德使团更是演出了一场强迫下跪的闹剧。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后，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京城设立使馆的权利，但因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总理衙门便以“皇帝年幼”的名义拒绝各国大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直拖到1873年同治亲政，各国使节才第一次见到中国皇帝，而清廷也最终允准了西方的鞠躬觐见礼。就因为礼仪问题，中西方的正常外交活动被阻碍了近八十年。
历史跟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这一次却反过来了，德国的做法实际上有羞辱中国使团的意味，而这也是载沣坚决不能答应的。几经交涉后，载沣向德方提出：觐见之时，德皇离座相迎，他鞠躬致谢，两参赞则随其后行鞠躬礼，这才符合西方外交的惯例。争执近十日后，德方迫于舆论的压力，这才答应觐见时行鞠躬礼。
1901年的德国之行给载沣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退位三年后，载沣偶然从旧书摊上购得一本小书，名为《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当年这段并不算愉快的经历。阅后，载沣感慨万千。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予于光绪辛丑年，使出洋已成陈迹也。兹于越十四载。……世事沧桑，时虞变化，而今回忆十四年前，竟如一梦焉！”
之后数十年中，载沣多次阅读此书并分别写下批注，如1922年写道：“越二十一稔岁，逢壬戌，余已行年四十。再检出是册翻阅之，余弥增感谓，其世态沧桑，时生变化，自辛丑至今局势大改而特改，中外皆然，吁可叹甚矣！”
从德国回来后，载沣奉旨成婚，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之女瓜尔佳氏。载沣的婚礼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其规格远高于一般亲王的标准而接近皇太子的水准。这里面究竟隐含了怎样的政治含义，恐怕只有慈禧太后心里最清楚。
1908年，26岁的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从此登上了权力的最巅峰。不管他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只要坐上了这个位置，就算载沣不为天下黎民苍生，那也得看在王朝、家族、儿子或是自身的份上，竭心尽力，不容退缩。
▌摘自《天命所终：大清帝国的衰亡》，金满楼（著），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