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生命科学投资迎来了黄金时间点。
这个行业内有太多可以投资的机会。而国内市场发展相比起发达国家来说，却还远远不够。现阶段，国内生命科学相关的科研和产业都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药物研发仍处于劣势，无论是研发投入能力还是产出方面与发达国家均有一定的差距。
在投资端，生命科学行业也受到了人民币基金存续期的严重限制，后者成为了创新的巨大掣肘。无论是从硬科技还是软科技来看，人民币基金都面临着出资期限太短的问题，存续期不少是 5 年 + 2 年、3 年 + 2 年。中国消费互联网领域回报最高的 2 个项目——软银与阿里巴巴、Naspers 与腾讯，都离不开资本的长期支持，本就属于长周期、高投入的生命科学行业就更是如此，国际上一种新药的研发成本目前已经超过 10 亿美元，研发周期超过 10 年。如果没有资本的长期支持，创新将难以为继。
在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看来，做生命科学投资，意味着要和时间做朋友。“国内生命科学投资领域最大的不足，我认为就是人民币基金的期限问题。在投资端，我们还是需要一套可以去包容长周期行业的投资体系，来支撑生命科学的创新。”
华创资本是中国领先的天使投资机构之一，自 2006 年成立伊始，华创资本一直专注于软件与服务、科技与前沿、产业与消费等领域的早期投资。目前，华创资本管理的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合计达到 80 亿元人民币，包括 5 支人民币基金和 3 支美元基金。生命科学归属于华创软件与服务、科技与前沿、产业与消费三大板块中的科技与前沿板块，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大约占华创资本全部投资的 15%。在生命科学领域内，华创所投资的代表项目包括新格元、福贝生物科技、ABM Therapeutics、华科精准、睿心智能医疗、科凯生命科学、暖阳医疗。
熊伟铭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此前，他是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合伙人。加入华创资本后，他主导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
在采访中，熊伟铭往往从宏观政策展开论述。我们聊到了中国生命科学行业的固有痛点、医疗投资趋势变化、华创资本的医疗投资逻辑，以及这位中国顶级投资人眼中最有机会的领域。
产业发达是科研发展的底层基础
生辉：您认为当下的中国生命科学的产业链处于什么阶段，有哪些核心问题还需要突破？
熊伟铭：我认为中国生命科学行业真正的契机是从 CFDA 改革开始的，如果没有新药审批方面的创新驱动政策，我们就不会在这几年看到如此多的生命科学创新。在过去大约五年的时间内，像恒瑞医药和百济神州这样的公司获得密集的投资，很快发展起来；也看到了自主研发和 License in 这两种国内生命科学行业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模式在国内生根发芽。目前国内的生命科学行业还处于早期阶段，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生辉：在现阶段还有哪些核心问题需要解决？
熊伟铭：生命科学行业是一个由科研驱动的行业，因此，在投资逻辑上和互联网、消费行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 20 年，中国创投的驱动力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大部分是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提升、人均 GDP 水涨船高而发生的。但生命科学和 GDP 其实不直接相关，而是和对科学的认知直接相关。
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于，国内的应用科学发展不够，基础科学更是缺乏。在机构层面上，研究型机构还是太少，类似于未来论坛这样致力于支持科学家发展、培养诺贝尔奖人才的机构也还是太少；此外，国内学界在学术上的一些不严谨的现象，会严重影响生命科学行业的未来发展。
生辉：在您看来，中国科研行业欠发达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熊伟铭：中国生命科学科研欠发达根本上可能还是因为 CFDA 改革是最近才发生的，在改革之前无论是国内的产业界还是科学界都没有动力深入科研。如果对标美国的 FDA，你会发现它有超过 100 年的历史，如果从富兰克林 · 罗斯福签署通过《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赋予 FDA 实权开始算起，至今也有将近 90 年。在这之前，美国医疗行业有很多乱象，但 FDA 开始真正发挥职权之后，不仅这些乱象被约束了起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连接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科研的最终目的不外乎是学术上的建树以及产业上的应用，但其实学术成果也常常需要产业来验证。学术与产业的相互作用是一个闭环，一旦产业不发达，学术也很难发达。现在 CFDA 改革为这个闭环施加了一个正面的推力，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一旦走通了，剩下的就都是时间问题。
除此之外也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人才的引进问题、高校的资金问题。这些问题和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因果关系，人才引进需要资金支持，而资金支持需要科研成果在产业端找到出口，这些都是一连串的。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政策引导的问题。现在政策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内就需要有更多的 New Pharma、更多的基于创新的公司走出来，与科研院所形成良好的互动，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
生辉：国内需不需要一些专门从事将科研成果进行商业转化的机构，尤其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
熊伟铭：肯定需要，但关键是就算有这样的机构，它要把科研成果卖给谁？所以从根本上还是要首先从产业端强大起来。产业不发达，学术界很大程度上就只能纯粹地做研究层面的事情。
创新需要一套包容长周期行业的投资体系
生辉：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大环境的问题，那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大环境给投资带来了哪些挑战？
熊伟铭：首先，first-in-class 的产品现阶段可能不会特别多。美国很多生命科学行业的初创公司都是做 first-in-class，几十个人专注于一两个不知道是否会最终成功的潜在药物，如果成功了，可能就会达成高达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收购。国内整个行业对于这样的路径都并不是很熟悉，一方面是不太敢，一方面是不太能。
另外，商业人才的培养也很稀缺。生物医药在美国是非常成熟的雇佣制的行业，在这个行业出已经有大量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管，这些商业人才的加入无疑会给新公司带来很可观的加速作用。但在国内，行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有经验的商业人才稀缺，新公司组建团队会更加困难。
生辉：中国针对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目前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
熊伟铭：港交所和科创板的上市新规，为初创公司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募资渠道，也为投资机构提供了新的退出机会。目前来看，在这两个市场上市的生命科学企业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绝大多数的股价相比发行价都是走高的，大家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第二个优势是临床资源丰富，使得国内的临床研究可以做到比其他国家更快。这个优势来源于中国巨大的人口总量，我个人认为，人口优势曾经为中国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巨大红利，会在生命科学行业内重演。
至于最大的不足，我认为是人民币基金的期限问题。这和国内之前的资产倒挂有一定的关系，P2P 无风险的固定收益基本都到了 12%、15%；而风险投资基金 10 年做下来，做得好的可能有 25%、30% 的收益，但周期非常长，那为什么要把钱投给风险投资基金？随着当下资产定价逐渐回归正常，固定收益就几乎等同于低风险、低收益。要获得高收益，就需要和时间做朋友，就需要延长投资期。之前很多中国的生命科学基金的存续期都是 5+2、3+2，这种基金很难投创新，恨不得投进去第二个月就上市，但如果要投一个创新药的话，10+2 都非常正常。在投资端，我们还是需要一套可以去包容长周期行业的投资体系，来支撑生命科学的创新。
生辉：您怎么看待 Venture Creation 模式？国内一些投资机构对科学家创办的公司的早期投资是否能归入 Venture Creation 的范畴？
熊伟铭：华创在几年前就已经研究过 Flagship 的 Venture Creation 模式，我们更愿意把它归结为一个 Biotech 公司，而不是一个 VC。这类机构拥有非常强大的科学家团队，在一些前人都没有碰过的主题上开始进行实验、研究，随着一些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它们投入的资源也会逐渐上升。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机构拥有强大的资源配备能力，有能力攒起一个商业人才团队，因此它们会首先关心公司的资产、关心科学家的科研能力。我认为这种模式在国内是有可能落地的，但目前国内投资机构投资科学家创办的公司，基本上还是基于比较传统的 VC 的思路。另外，Venture Creation 模式还需要顶级的科学家和 IP 资源池，比如 Flagship 就是 Bob Langer 深入参与，MPM Capital 则是和 Dana Farber 有绑定关系，中国未来可期，但现在像北生所、西湖大学这样的纯研究型机构也只是刚刚萌芽。
生辉：华创未来会考虑 Venture Creation 模式吗？
熊伟铭：Venture Creation 对于行业资源的要求非常高，包括招募科学家的能力、BD Deal 的能力、License 的能力和资本市场的号召力等等。所以在现阶段，我认为一个纯粹的财务机构并不是最适合做 Venture Creation 的，类似于药明康德这样的具有产业背景的 Big Pharma 更有能力去做成这件事。
重点关注创新药、IVD 与高端医疗器械
生辉：新冠肺炎疫情会为生命科学产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熊伟铭：首先是会进一步推动一些垂直领域的发展，比如分子诊断、基因测序。一方面，诊断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像 PCR 这种不算非常新的技术会借此机会进一步下沉到基层医院，弥补此前公共卫生基础建设的缺失。同时，国内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仪也会迎来比较好的发展机遇。
熊伟铭：这些垂直领域的发展会导致华创的投资规划发生相应的改变吗？
熊伟铭：分子诊断我们很早就在关注了，疫情会使我们对它更加乐观一些。如果对标国外的话，国内在分子诊断上才刚刚有第一波公司，还处于很早期的阶段；而且行业内对于肿瘤等疾病的关注度一直以来都远远高于公共卫生，这就影响到尖端人才的流向。疫情来了之后，这个行业的发展会大大加快。
我们的投资总体上还是具有前瞻性的，对那些已经被炒的很热的风口，我们不会投。因为我们认为投资是提前布局，而不是临阵磨枪，但新冠疫情总体上会让我们对生命科学行业更加乐观。具体来说， 我们会在未来几年重点关注新药研发、IVD、高端医疗器械这三个领域里的前沿企业。
在新药领域，我们之前已经投了一些神经科学相关的公司，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认知，未来也会继续深入；同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PROTAC 和 ADC 这类非常创新的技术。在 IVD 领域，我们目前集中在看分子诊断，也许今年会出手。在器械领域，我们会重点关注心衰和脑卒中相关的核心器械，这是中国人的两大死因；此外也会关注手术机器人。
生辉：为什么是这三个领域？
熊伟铭：这三个领域是互相竞争、互相补充的关系，几乎涉及到疾病进程的全周期。
在生命科学行业，病种都是固定的，靶点也是基本确定的，关键在于谁能解决问题。我们的投资思路也是会围绕着 “病种”，比如说，一种疾病如果能靠吃药治好，可能就不需要进行开放性手术；如果可以采用介入式手术，对身体的伤害就会更小，可以为疾病治疗提供药物之外的方法；但如果我们对疾病能够做到早期筛查、早期干预，可能根本不需要用到后面的那些药物和器械。诊断、药物和器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辅助、互相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