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闹大之后，西方盛传，中国掀起了一场基督教的革命，是传教士传入的宗教信条引发了这场革命。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有市场。其实，当年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充其量只是这场大起义的药引子。
过去，一副中药，必须有药引子——一些似乎跟药方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或者植物，或者动物。比如鲁迅说的“蟋蟀一对，要原配的”。据说，有了合适的引子，药才好发挥作用。其实没这引子，药该有用还是有用，该没用还是没用。
如果不算景教的话，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元代。但直到明末，才成了气候。清朝初年，由于礼仪之争，天主教被禁，虽说香火未绝，但只能转入地下。新教来华，是19世纪的事了。第一个英国长老会的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是1808年。
天主教非法，新教当然也不例外。他进入中国广州，只能躲在夷馆里，跟英国和美国商人厮混在一起，一边学汉语，一边传教。传教的对象，只能是出入夷馆的买办、佣人和通事。有的时候，他会去南洋英国人的殖民地，在那里对华人传教，再将那里的华人教徒带回来，帮助他展开工作。命里注定，基督教的新教无论在哪儿，都是要惹出事端的。天主教在中国那么多年，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新教一进入中国，过了没多久，就惹出事了。
当年明末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们，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不仅吸引了一批士大夫，连皇太后都被说动了心，要皈依天主。但是，他们不能翻译《圣经》，也不编外文字典，不能让信徒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是天主教的性质决定了的。但是，新教不一样，一上来，马礼逊就着手翻译《圣经》，译完了《旧约》译《新约》。
不仅如此，还放手让自己的信徒——他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基督徒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撰写传教的读本。这本小册子，就是后来引发洪秀全胡思乱想的《劝世良言》。新教的传播，本身就带有这样歧义本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接近上帝。既然梁亚发可以把旧约理解成《劝世良言》，那么洪秀全也可以把基督教变成拜上帝教。只是，在西方，歧义式的理解，由于有众多信徒的讨论，一般不会走太远（也有走得比较远的，比如摩门教），但是在中国，就不好说了。
新教的传教士，一般来说，都是医生。医术成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在尚未见识过西医的国家，有时特别有效。马礼逊就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后来的伯驾、罗孝全，也都是这样的传教士医生。伯驾的事业相当发达，他甚至还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给了林则徐一副疝气带，大大改善了林的身体状况。罗孝全也有这种接触大人物的机会，据说他见过耆英。但他最显赫的业绩，是他收过一个中国信徒。这个信徒，后来搅翻了这个国家，他就是洪秀全。
虽然马礼逊从马六甲带来了中国人信徒梁亚发做助手，但依旧只能在接近夷馆的下层中国人中间传教。传教事业进行得十分缓慢。当年的利玛窦他们，摆出一副西儒的架势，凭借他们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读和理解，再加上三棱镜和地球仪这样的新鲜玩意儿的吸引，得以混入士大夫圈，在上层传教，因而进展神速。马礼逊他们，当然十分羡慕。但是此时的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找到接近士大夫的门径。所以，只能雇佣中国人，在秀才举人考试的时候，于贡院门口发放他们的传教小册子，以期或多或少能招到几个读书人。
其实，这样的传教，远不如施展医术。如果机缘凑巧，能够医活个把中医治不好的病人，而恰巧这个病人又是个有身份的士大夫，那么就可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地方士大夫圈子的门。
可惜，在鸦片战争前的三十来年里，新教的传教士医生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林则徐治病，本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一来这个病不算严重，二来还没等伯驾医生进一步施展，林则徐使命失败，跟英国人已经打起来了，余下的事，就不能继续了。
但是，在贡院的门口，发送传教小册子的尝试，还是有些成绩。1833年，广州府试之时，散发的小册子，就抓到了一个人，这个人还真的看了几眼《劝世良言》。后来，不幸落第，生了一场大病。鬼使神差，《劝世良言》里描绘的某些场景，居然进了他的梦中。于是，屡战屡败的这位童生，“改正归邪”，打算另寻出路了。这个人，就是广东花县的一个家境一般的客家农民，名字叫洪仁坤，小名火秀，闹出捅破天的大事之后，他改名洪秀全。当时，他还是一个农民，农闲的时候，教几个村里的孩子挣点零花钱。
在中国的农村，由于农民很在意子弟的教育，再穷，也要送去私塾，识几个字。所以，像洪秀全这样的三家村私塾，相当普及。洪秀全自己也是从这种私塾里学出来的。只是，他属于那种个别比较出色的，能学到背熟了四书，开笔作文的程度，因此可以参加科考。当然，参加科考之后，童生在民间就算儒生了，可以戴方头巾，当然，也就有了做私塾先生的资格。只是农忙时节，依旧得下田劳作。靠教书那点束脩，养不了家。
很显然，洪秀全投奔基督教，以及后来自创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的教义感动了他。《劝世良言》这个小册子，是粗通文墨的梁亚发的手笔，文字十分荒唐，叙述颠三倒四。有的时候，居然有点像精神病人的臆语。小册子本身，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魔力，能让一个传统的儒生丢弃他的信仰，投奔上帝的天国。《劝世良言》能够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洪秀全是个野心爆棚之人。这野心，在科举的途中，却屡屡受挫。
科举制度下的中国，白衣致卿相的美好图景，特别容易催生这样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让他们前赴后继地赶考。然而，科举考试难，对于洪秀全这样的客家人就更难。别说中举中进士，就是求一秀才，都不容易。清代每省的生员名额相当有限，广东则又都给了土籍人，后来经过抗争，虽说广东已经有了客籍的生员名额，但仍然比土籍的少。
僧多粥少，竞争激烈。像洪秀全这样的农家子弟，书读得不错，或者说自以为不错，周围的人也说他不错。为了能进考场，他也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是，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如果是初试县考就落榜，也就罢了，每次都是县考过了，到府试就被卡住，受挫感特别的大。洪秀全没有那个耐性，可以一直考到白头。科考为的就是出人头地，此路不通，想走他途，也是正常。
至于选择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则纯属偶然。如果不是考后得了这本《劝世良言》，不是闲极无聊看了几眼；不是1837年再次考试，落榜后大病一场，病中神智迷乱，书中的场景跳了出来，他也许也会另寻其他的出路。但这个出路，就跟基督教无关了。当然，以洪秀全的心态，在投奔了传教士罗孝全之后，即使罗孝全给他施洗，并委以重任，估计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一个本分的基督徒，早晚还是会离开的。他的目标，是要做教主。除非，在中国的教会，他很快做到高层的位置上。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当年的中国，像洪秀全这样的半吊子农民文化人非常多。那个时代，各种民间教门数以千计。后来的研究者，笼统地称之为白莲教，其实，它们也许跟白莲教有关，也许没有关系。每个教门的创造发起者，都是这样的半吊子文化人。先是由于某种机缘，接触到了某个教门，然后进入其中，发现了教门的奥秘，无非是几卷宝卷（经典），再学点气功。
他们有文化，学会了气功，再比照着编个新的宝卷，一个新的教门就此诞生，自己就做了教主。只要做了教主，口才不错，运气还好，气功治病，真的治好几个人，就可以发展起来。
在他的那个小圈子里，教主就是老大，甚至就是半神的人。所得到的钱财和荣耀感，一点不次于做官为宦。
从后来已经大大修饰过的记录看，洪秀全病中奇怪的梦——所谓见上帝，换五脏，授异能并宝剑之类——一点儿都不新鲜。每个创教的疯子或者骗子，都会编出类似的故事，只是洪秀全的梦比较丰满，也更离奇而已。也许，洪秀全最初的梦，只是掺入了《劝世良言》中的片段，使之带了一点点基督教的色彩，比如上帝火华爷，这个只有《劝世良言》中才有的大神。
醒来之后，经他和他的同伙不断修饰，完善，越编越圆，越编越多，越编越花花，越编自己就越相信。但是，剥开这些修饰，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普通人遇仙（或者神）得到神授的故事的升级版。这样的故事，自魏晋以来，在中国的神怪笔记里，比比皆是。
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有了信众，做了教主，就会有人来捧，贡献钱财、土地和女人。清代所谓借教敛财的教门，几乎都是这个路数。绝大多数没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包括那些关起门来，在土炕上称帝，大封丞相将军和三宫六院的，都没想过要杀上紫禁城，夺了皇帝的鸟位。这些教主，只是想过一过在一个圈子里当老大，被人追捧的瘾而已。洪秀全当时，也就是这个心态。创教，无非是做教主，正途的成功之路走不通，就只能走邪路。邪路，不等于造反；造反，是后来被逼无奈的事儿。
受了“神启”，得了奇遇之后的洪秀全，后来又经过一定的反复，1843年还去考了一次秀才，在又一次落榜之后，才彻底死了心。下定决心，做教主，做上帝选中之人去也。于是，他撤掉了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想教书也教不成了，地不种，书不教，纠集若干同志，四处开始传教。
▌摘自《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开国之惑》，张鸣（著），重庆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