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除了晋陕和川藏之间的分界线外，再也找不到完全以自然河流作为省际分界线的境况。
奔腾的黄河为关系密切的山陕两省提供了长达734.2公里近乎完美的分界线，也帮助这对兄弟规避了不少因分界线不明确而导致的辖境纷争——这种纷争在中国其他省份很是常见。
然而，在本世纪初之前的漫长历史上，纵使有黄河在，秦晋之间的土地争端也并不少见。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黄河改道历来是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地理话题。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多次被黄河水患所困扰，其灾害直到近代仍未被完全控制。
黄河在完全进入第三阶梯后，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历史上不断改道，制造了一个个黄泛区，但也将华北平原的陆地范围不断向东推进
其实改道是黄河最喜欢的游戏，受影响的也不只是黄河下游，其中上游在历史上也经常出现改道的情况，上游的乌梁素海等牛轭湖就是黄河历史时期演变的证据。同样是在平坦地区，晋蒙陕大峡谷（大北干流）以南的晋陕省界，也出现过黄河改道。
黄河在大拐弯这一段大部分位于宽阔的平原，所以河流也有很大的变动空间，但黄河深入晋陕两省后河水流过黄土高原之间的峡谷，路线颇为稳定。
晋陕省界北起晋蒙陕交界处的河曲-小占，南至晋豫陕交界处的杨家村（风陵渡-潼关），其中以禹门口-龙门渡为界，北段为黄河大北干流部分，南段为黄河小北干流。
禹门口-龙门渡将黄河北干流分为南北两段，黄河在禹门口-龙门渡，冲出大峡谷，其面前一侧是临汾-运城盆地、一侧是关中盆地，仿佛可以提前开始一段随意摆动的操作了
黄河从禹门口-龙门渡夺门而出
（图片：google map）▼
历史上的小北干流，在唐朝以前并非游荡性河道，它在唐中叶至宋元时期，河道的横向变化才不断加强，不稳定性逐渐上升。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游荡性更为加剧，敏感、脆弱、躁动成为其特性，河道横向发展加剧，河道摆动极为频繁，河势东西摆幅已达到5~10公里，最宽可以达到19公里。
小北干流相比大北干流，河面就宽阔得多了
同时也要多处修建河堤以防水患
（图片：google map）▼
造成这一地理变化的原因，既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人为影响，也有宏观地质环境条件的自然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多次大地震。
不过小北干流的变化几乎影响不到大北干流，
晋蒙陕大峡谷之中的老牛湾依然坚挺
（图片：杔格）▼
河流动荡，也就意味着秦晋之间这条在明代以来大致定型的省界，不过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对于当地两岸来说，实际的黄河省界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具有一定宽幅的面状疆域带。在管理上，与其说是晋陕以黄河为界，倒不如说黄河为双方共有的一个地域。
虽然这一段黄河两岸皆是平原
但你仍能看到黄土高原那明显的层层台地与沟壑
而在河水狂暴且水利技术简陋的年代
紧邻水面的那一层便要时刻做好迎接水患的觉悟
（图片：google map）▼
在这片双方共有的地域之中，小北干流由于黄河泥沙状况等因素，河床宽、浅、散、乱，河流会在一定时期东西摆动，具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特点。
而在河道变迁与河水泛滥的过程中，两岸也会形成一定数量的滩地，在东西两岸共计50~60万亩。在这些滩涂上，覆盖着河底翻出的淤泥，具有丰富的营养，对于古代人口压力极大的小北干流两岸居民来说可谓是天赐良田，不仅官府进行开发利用，民众也会自主在滩涂扩大耕地。
有种沿街向外私搭乱建的感觉
你不占，对面就占了
（图片：google map）▼
同时，单向发展和大幅度改道两种河道变化也会对黄河滩地产生重大影响。
其中，河流分汊形成的河中沙洲其实也属于河道变化。河道在龙门豁然放宽，在潼关又突然收紧，河流在下游的展宽段和上游的壅水段，流速变缓，泥沙积易于形成河心滩。另外，河流分汊、边滩被河流切割，也会形成夹滩。
而夹在两河中央的沙滩，有时是新生的土地，为山西、陕西两省沿河村庄所共有；有时则属于沿河村庄的土地，被河流切割分离。
颇为复杂的河心滩
（图片：google map）▼
所以这种滩地并不是长期一成不变的固定土地，它也会随着河流的变化而流动变迁。当它频繁不确定性变动，变得没有稳定的属性之时，将会打破原有的地域关系和空间格局。一旦处置不当，这种由天然变化引起的社会关系变化，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风陵渡附近的少量滩地
（图片：秦子 / 图虫创意）▼
黄河滩案
由黄河变化引起的河滩变迁再到最终引发的土地争端问题一般被称为“黄河滩案”，它其实也并非晋陕两省之间所特有，其广泛分布在黄河沿线，而其他河流或多或少也有类似河滩争端。
例如山西河曲和内蒙古马栅之间也出现过河滩争端
（晋蒙黄河大桥附近的娘娘滩和太子滩）
（图片：边疆1989 / 图虫创意）▼
晋陕滩案大致可分为两个河段：一为河津、荣河（今与万泉合并为万荣）、韩城间河段，二为蒲州（永济）、朝邑（今已并入大荔）间河段。
这两处河段河道游荡性过大，又正好处于关中-运城盆地的结合地带，所以争端也颇多。
也就是图中标红的这两段▼
晋陕之间其他河段自然也并非相安无事，在晋蒙陕大峡谷之中的保德-府谷也出现过省界纠纷，但规模不大。
例如在明显的峡谷地段，想发生纠纷也难
山西临县克虎-陕西佳县香炉寺（图片：杔格）▼
荣韩津段的情况，由于津荣界限相对明确，主要发生的部分为荣韩之争。
乾隆元年，由于黄河向东冲蚀崩塌，山西荣河县永安营一带人口繁密且土地肥沃的十八村庄被冲塌过半，形成夹滩。对岸陕西韩城县多村看到此时的黄河可以徒步而涉，于是大力招呼本地乡民到对岸抢地盘耕种，并对前来守土的山西农民进行攻击，顺便抢掠对方口粮和牲畜。
荣河县，汾河汇入黄河之处的清代后土祠秋风楼，
对岸即是韩城芝川
（图片：东明摄影 / 图虫创意）▼
荣河县农民向陕西的官府控诉，却遭到冷遇。
无奈之下，还是由荣河县令出面解决，告知韩城县方面夹滩是荣河县纳粮田地崩决而成，并不是无主荒滩，以后无论河流如何变动，都应该归属山西一侧。
陕西一侧的韩城芝川司马迁祠，
其周围也是大片滩地
（图片：秦子 / 图虫创意）▼
山西方面说得有理有据，这次争端就这样解决了。但耐不住黄河一直变动，时隔不久两岸又有了新的争端。
嘉庆初年，黄河东徙，荣韩间的河西滩地被分为新老滩两部分。这一次又引发了两岸民众的争执，并酿出了人命事件。最终还是由官方采取筑壕挖埂的方式设立人为界线，而不是以河为界的方式解决。此后道光四年，黄河东徙又产生了新旧滩地，依然按这种方式解决。
今日隶属于渭南市的韩城市，
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图片：李平安.dfic / 图虫创意）▼
但是在清朝年间因滩争而划定的限界、挖筑的壕埂、埋立的界石，因年代久远，外加黄河又多次变迁且无人维护，逐渐看不到了。于是到了民国年间，三地村民又一次发生争执，互相斗殴。无奈之下，当时的两岸当权者又一次勘定界线，并详细测绘，勒石不动。
这次划界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例如在晋六秦四的某些插花地处理方面，很容易引起次生纠葛。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民国二十年得到了解决，新的协议还规定，界线划定以后，黄河滩地因河流影响为转移，永无固定，各方滩地或全被河流冲没或变迁时，在何方由何方承受。这项方案看似合理，实则还埋有隐患，因为如何确定黄河主流将成为下一个棘手问题。
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之间的禹门口-龙门渡向来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道
G108国道和黄韩侯铁路（图片：游荡的山 / 图虫创意）▼
另一处争端的蒲朝滩案，无论从时间还是规模来看，都超过了荣韩津的界争，因为这一段河道摆动更是频繁不定。同样，它的争端也并非一次性加以解决，而是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河段与村庄，经过一系列解决才初步完成。而解决方式与上案相似，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庆关械斗与“夹沙滩/鸡心滩”争端。
陕西大庆关对岸就是著名的山西鹳雀楼（现代再建）
（图片：潞村人木易楊 / 图虫创意）▼
最终定界
小北干流省界纠纷状态一直延续至解放之后。解放初期的1951~1953年，在冬季枯水季节的河滩地上耕种方面，双方均有农民不时越界，纠纷时有发生。
不过这种乱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53年3月3日，两省代表在山西运城进行了谈判，达成了《陕西、山西两省解决黄河滩地问题的协议》，并上报了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批准，明确了以黄河主流作为两省省界小北干流段的自然分界线。
主流东地属山西，滩地归山西农民耕种；主流以西地权属于陕西，滩地归陕西农民耕种。同时也特别强调，此后无论黄河主流有何变动，偏东或偏西，均以主流为界，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越过主流争地；而主流变动后，原主流与新主流之间应随之而转移地权的滩地。如有一方农民在主流变动前有耕种的农作物，为照顾耕方农民生活，即本着谁种谁收的原则，准许耕方农民收获；但收获以后，耕方即应将耕地交予对方，不得再在原地继续耕种。
两岸的田地
（图片：google map）▼
这部分规定基本解决了晋陕间黄河主流两侧的土地归属问题，大体看上去也与民国时期的分界政策无太大区别。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新分界后续还解决了另一项决定性问题，这就是确认黄河主流。
按照《协议》，主流如有变化，其确认主流的方法如下：普通即以河身之宽、深、大认定；如有河流分支，其流量相差不远，为常识不易认定时，即由当地两岸县级行政单位政府务于立冬前约请专家测定。
由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河上出现了一道人文景观，即在每年冬至那天，由沿黄两岸的各县人民政府邀请的水利技术人员，开始在黄河上测定主流到底在哪儿。
黄河后来也同时面临着另一问题，水量大幅下降
（图片：杔格）▼
但即便如此，省界争议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后续又出现了新的争端，如挑流问题。为了解决纠纷，80年代由官方成立相关单位，统一管理此河段，拆除了一批挑流工程，修建了一批护岸、控导工程，同时建立了小北干流治导线，由其基本确定了河道，规定了两岸工程建设界限。
小北干流永济-合阳段在今日仍是交通要道，
大西高铁由此经过
（图片：狂奔的月光 / 图虫创意）▼
双方之间的争端也逐渐平息，到了1994年小北干流严重阻水工程的挑流部分被彻底清除完毕，153.76公里的边界线也逐渐划定。
2000年，晋陕间新一轮勘界工作完成后，晋陕省界从此正式确定，以往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变成了历史。
风陵渡附近的晋陕双立界碑
（图片：杔格）▼
黄河两岸的关系，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进步，由之前的争端对立发展为竞争与合作，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壶口瀑布景区。
壶口瀑布为晋陕两省所共有，山西临汾吉县和陕西延安宜川都在各自的河岸边界之中开发景区，各自单独经营发展，前几年两家共同为联合创建5A景区做着不懈努力。
你可能想不到，
壶口瀑布至今仍是4A景区
（图片：无人机航拍摄影师二哈 / 图虫创意）▼
明清时期名震天下的山陕会馆式的商业合作，在今日以一种新的形式，借黄河这个载体，延续着。
参考文献：
[1]靳尔刚,苏华.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240.
[2]民政部全国勘界工作办公室.中国勘界纪实（上卷）[M].中国社会出版社:北京,2003:133.
[3]胡英泽.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7:199-220.
[4]胡英泽.黄河泛滥、河道变迁与农地制度技术策略——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黄河滩地历史文献为中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8-35.
[5]胡英泽.清代山、陕黄河滩地鱼鳞册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4:37-49.
[6]大荔县文物局.山陕河滩区首次发现“黄河地界碑”——蒲朝地界碑考释[J].文博,2008,4:44-46.
[7]刘赫宇.清代“鸡心滩”争案的环境史[J].史志学刊,2018,21(3):27-34.
[8]罗启民.河道清障，关键在领导[J].中国水利,1996,1:39-39.
[9]张平.对河曲准格尔旗省际水事纠纷的思考[J].内蒙古水利,2014,6:21-22.
[10]刘新华,程征,沈平伟.加大协调力度妥善处理省际边界水事纠纷——晋陕府保水事纠纷调处经验与思考[J].水利发展研究,2008,8(1):32-35.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潞村人木易楊 / 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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