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进军拉萨平定西藏,这个岳飞的后人当领首功

岳钟琪率领绿营官兵4000名,收服拉里后,南路大军主帅定西将军噶尔弼领四川兵3000名、云南兵3000名来到拉里,全军会合。

(图)岳钟琪,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名将,乾隆帝赞为“三朝武臣巨擘”

大军休整了一段时间,准备乘胜前进,兵发拉萨。可是,突然接到抚远大将军王急令:因“青海蒙古兵不能如期集合,檄诸将各就所到处,屯兵待之,毋轻动”。

抚远大将军王的急令,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所统率的北路大军,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自西宁出发,走了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七日才到索洛木。此时,青海和硕特部一些蒙古王公不守信用,未按照以前与清军的约定,带兵前来。大将军王只好留下北路军统帅平逆将军延信,在索洛木等候。六月初一,大将军王领北路军清军出发,走了20天,六月二十日抵达穆鲁斯乌苏。

一直等到七月初九,延信才带着部分蒙古王公及其属下兵士赶来。七月十四日,北路清军和青海部分蒙古王公兵士及辎重、口粮渡过穆鲁斯乌苏河(通天河),这时,还有一些蒙古王公未到。原先北路、南路大军曾约定七月底八月初在拉萨会师,现在看来,北路大军是赶不上了,原先定的两路大军分路齐进歼灭准军的计划,是没办法实现了。抚远大将军王怕南路军一军前进,孤军深入,会重蹈两年前将军、总督额伦特冒险前进,遭受准军诱敌深入,设伏全歼覆辄,故遣将持檄,飞速奔驰,急令“诸将各就所到处,屯兵待之,毋轻动”。

南路大军休整一些日子后,正欲进军,突接到停止前进急令,“定西将军暨诸统领,俱相持,不敢发”。众将之所以不敢违令,不敢出发,不敢乘胜前进,应当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畏敌怯战,而是谨慎从事,稳妥处理。

(图)大将军王即爱新觉罗·胤禵,康熙帝的第十四子,康熙五十七年作为西征统帅领兵出征,为保卫西藏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为,一则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二则此令非一般上司所发,它乃是大将军王的命令,大将军王是皇子代父皇亲征的大帅,有先斩后奏之权,违其令,与违帝旨相等,谁敢违抗;三则两年前哈喇乌苏之全军覆没,记忆犹新,骁勇善战、屡败敌军的大策零敦多布,威震西北,准噶尔骑兵所向披靡,四十多天来的长驱深入藏区四千余里,未见大的反抗,焉知不是敌酋设的请君入瓮的计策,还是稳妥从事,遵令止军吧。

四则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这就是南路军的统帅定西将军噶尔弼,既非皇亲国戚,又非开国元勋之后袭封公爵侯爵,荣任(驻防)将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高贵机要重任的亲信大臣,先祖仅是普通的满洲旗人,父亲额尔德赫才当上王府长史,从征有功,顺治晚年升任署扩军统领、署镇海将军。

噶尔弼曾从参将多次升迁,任至镶红旗护军统领,但因故、因过革职。康熙五十七年决定派遣大军入藏驱准时,皇上才于十一月下谕,让噶尔弼复官,任护军统领,后委其为定西将军。这样一个有过之身,刚复官职的统帅,能违抗大将军王的军令吗?

但是,如果待在藏区腹地原地不动,既会坐失乘胜前进的良机,日子一久,粮米断绝,后方远在四千余里以外,一旦遭受几千准军、几万藏兵围攻,就很难逃脱战败被俘的危险。前进,有违军令,轻则革职问罪,重则斩杀籍没。等候,又恐坐以待毙。在南路大军处于进等两难、恐遭大祸的生死关头,岳钟琪秘密进见噶尔弼,说:“我军自察木多,裹两月粮,今已四十余日,现粮只支半月。若俟大将军会齐并进,则军粮一尽,进退维谷矣。况贡布于西藏部落中,称强胜,及此兵威,先行招抚,即调各处番兵进剿,据其右臂,则胜算可先得。”

(图)清朝前期形势图

岳钟琪此番言论,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必须前进,必须进攻拉萨,不能待在原地等待大将军王进军军令,否则坐吃山空,过了半个月、二十多天,就会粮尽,饥饿待毙。二是“及此兵威”,可以利用招抚贡布归顺。三是利用此“兵威”,可以调动各处藏兵跟随大军作战,断了准军右臂,即能稳操胜券。

此论确实有理,有根据,有说服力,特别是岳钟琪所讲的能进、能胜的主要根据是“及此兵威”,讲得太好、太中肯了。岳钟琪所说的“及此兵威”,固然是首先指南路一万大军之“兵威”,但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一则40天来,没有打过什么大仗,没有取得能“震惊群蛮”的惊天胜利。再则,一万士兵,比起策零敦多布的五六千准兵及其现在还可调动的三五万藏兵来说,在兵士数量上的对比,岳钟琪一路军队,还处于劣势,还谈不上有慑服贡布归顺和调动各藏兵随军征战的“兵威”。

我之所以说岳钟琪之“及此兵威”讲得太好了,主要是他说的兵威,实际上指的是康熙皇帝大军进剿,高举护法、护教、救藏大旗,护送新达赖入藏坐床,从而使藏人心向大军,准军士气低落而言。藏官、喇嘛、藏兵迫切地渴望大军到来,争相归顺,在这样的条件下,贡布第巴、土司、喇嘛才可能接受招抚,各处藏兵方可听从大军调动从征。岳钟琪就是看清楚了、看准了这个大局、这个趋势,才敢于提出违反军令、立即进军,并且必能取胜的方案。

当时的形势,当时的一些事例,证明了岳钟琪的见解和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贡布之所以能听招抚而来归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尔布巴已经归顺了天朝文殊师利博克达皇帝。阿尔布巴是原来拉藏汗的噶伦(当时的西藏政府噶伦,有三四个成员,都叫噶伦)和代本(戴绷,军务负责人),贡布是他的属地和故乡。准噶尔军侵占西藏以后,阿尔布巴拥兵自保,并于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伪装“病故”,秘密逃出拉萨,带领属员70人,走了很多天,于六月初六来到北路大军,向抚远大将军王投降,并详细报告了藏区、准军的情形。

(图)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后世称呼为康熙帝

大将军王立即于第二天六月初七,写了满文密折,奏称:“本月初六日,总管唐古特兵之代本、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札之甥阿尔布巴来投,将唐古特众倾心归诚及贼情问明后,另折具奏外。第巴阿尔布巴又告称:伊出后闻得,大策零敦多布疑唐古特众,将驻招地大军,均率移至招地与布雷绷之间尼噶桑森林处,支帐以驻。”“嗣后仰赖皇父威福,唐古特人必渐有来投者”。

阿尔布巴的归顺,对整个战局,特别是对南路军前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清军能够顺利招抚全藏和驱走准军的重大的良好因素。一是他使皇上、大将军王、议政大臣们第一次彻底清楚地了解了藏区情形,特别是知道了准军的暴行,搞得藏区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僧、俗、官、民、兵无不“心生怨恨”,“恨死”准军,唯盼“圣主大皇帝之天兵何时前来,拯救我等众生”。正如阿尔布巴所说“唐古特众倾心归诚”的情形。

二是知道了准军情况,尤其是大策零敦多布已经不相信唐古特人,不敢驻扎拉萨,而将大部分准兵移驻森林,准备迎战清军。这样一来,南路军的前进路上,就没有多少准兵,甚至是没有准兵抵抗或阻挡,为南路军敞开了进入拉萨的大门。

三是此时大策零敦多布名义上还辖有相当多的西藏地区,还应该有三四万、四五万藏兵,可是,“总管唐古特兵之代本”阿尔布巴,已经归顺天朝,听从大将军王的驱使。藏兵没有了统帅,完完全全地成了乌合之众,他们哪里还能去奋勇冲杀,抵抗清军!一个一个地或想逃回家,或想向清军投降。

尽管这些具体事件,岳钟琪、噶尔弼并不知晓,但现实情形就是如此。这样的大背景、大趋势,被岳钟琪敏锐地察觉到了,认清了、认准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及此兵威”,可以招抚贡布的条件。

(图)岳飞,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民族英雄,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

噶尔弼此时应该是对此有所觉察,也认为时机已到,可以这样办。于是,他接受了前锋、副将岳钟琪的建议,“令千总赵儒”及“效力谍巴(第巴)吉果儿诸人持檄往”,招抚贡布。贡布官、僧、兵、民早就心向大军,一见军檄,立即前来归顺,“贡布大头目三人、兵二千人来输成(诚)效力”。至此,清军离拉萨只有600里了。

岳钟琪趁热打铁,向将军噶尔弼建议:“贡布番兵,一调即至,人心向顺可知。若乘机昼夜行,十日可抵西藏(指拉萨),倘再迟延,是自困也。”

噶尔弼认同岳钟琪的建议,但碍于大将军王停止前进的军令,不敢违抗,“犹豫未决”,“欲集众议”。

岳钟琪的二十一世祖岳飞,曾针对当时北宋末南宋初,文官贪婪,武将怕死,致皇帝被俘国破家亡的悲惨教训,痛言只有“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才能太平,所以,他拼死冲杀,重惩金兵,“尽忠报国”。岳钟琪继承了先祖“武将不惜死”的崇高精神,不只是作战之时身先士卒,就是在这关系到驱准胜负的关键时刻,也不顾违反停兵军令将要斩首抄家的危险,毅然以死相争,说:“势在必行,何议之有。令大将军今在此,某犹力争也。某唯有一腔热血,仰报朝廷,请以旦日行。”他的忠肝义胆、豪气冲天,感动了将军。噶尔弼遂下令,全军开拔,进取拉萨。

大策零敦多布侵占藏地后,委令达克杂任全藏的第巴(人们称藏王为第巴),处理西藏政务,兼可调动军队。达克杂带领藏兵两三千名,欲图迎战南路大军,但一出拉萨,藏兵纷纷逃走,跑得一干二净,达克杂见势不妙,逃回老家萨木业庙。

(图)岳钟琪草书

噶尔弼又遣赵儒、吉果儿持檄前往招降,达克杂即来军营投降,并遵照将军命令,将原来从拉萨、达木调集粮草供应大策零敦多布的军队,予以断绝,又派人秘密到北边策动跟随准军作战的藏兵放弃抵抗,偷偷逃散,并传令民间,聚集船只,载运南路大军渡过拉萨河。

南路军于八月十七日抵达噶尔濯木鲁,岳钟琪率领部分兵士,首先渡过拉萨河,招降大量藏兵。十九日进入拉萨,生擒在各寺庙充当准军内应的四百多名准噶尔喇嘛,“降助逆番兵七千余众”。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大军于八月二十三日进入拉萨。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京师收到噶尔弼报捷奏疏。噶尔弼奏:“臣等领兵至拉里地方,探知吹穆品尔寨桑带领贼兵二千六百人,由章米尔戎路,来拒我师,臣等议趁其不备,先取墨朱工喀地方。于八月初四日,臣率满汉官兵自拉里前进,王师所至,望风响应,随有朱贡之胡土克图献地来降。次日,进取墨朱工喀,赏赉第巴、头目,安辑民人。臣遣千总赵儒等,往谕第巴达克杂来降,又喇嘛钟科尔头目亦陆续来降。

臣等随令第巴达克杂,聚集民船,于八月二十二日渡河,复令侍卫纳泰等,率领官兵,分为三队,二十三日五鼓时分起程,进取西藏(按,此西藏,即指拉萨)。传西藏之大小第巴头目,并各寺喇嘛,聚集一处,宣示圣主拯救西藏民人之意。随将达赖喇嘛仓库尽行封闭,西藏附近重地,扎立营寨,拨兵固守,截准噶尔之往来行人及运粮要地。”又将各庙所有的准噶尔喇嘛全部擒获,斩为首的五个喇嘛,其余喇嘛尽行监禁。

康熙帝阅疏后,十分高兴,立即于当日降旨说:“噶尔弼等,遵朕指授,率领官兵,历从古用兵未到之绝域,各加奋励,克取藏地,将准噶尔人等信用之逆恶番僧五人正法,抚绥唐古特、土伯特人民,甚属可嘉。在事将军以下,兵丁以上,俱着从优议叙。”

同日,又谕兵部,官兵建功,“应大沛恩泽”,四川、云南满汉官兵从前所(预)领俸饷,俱免扣还,并赏给官兵每人银10两。

南路军进入拉萨,第巴达克杂又断绝了准军的粮草供应,动摇了准军士气,大策零敦多布三次夜袭清军,无功而返,得知拉萨失陷的消息,藏兵纷纷逃走。大策零敦多布怕被清军截断退路,匆忙带领准兵逃回伊犁,沿途路远,险恶难行,又怕清军追袭,伤亡惨重,只有残兵数百人回到了伊犁。

十月二十二日,即噶尔弼奏疏到后的第五天,北路军报功疏送到皇宫。抚远大将军王允禵奏:平逆将军延信等,率领大兵,于八月十五日,驻扎卜克河地方,是夜大策零敦多布等率众来犯,“击败之,夺其马匹器械”。十九日,自卜克河起程,二十日驻扎齐嫩郭尔地方,“三更时,有贼兵二千余人,来袭我师,我师严整备御,贼众久持,不能抵敌,遂奔北。二十一日,自齐嫩郭尔起程,二十二日驻扎绰马喇地方,是夜三更,又有贼兵三千劫营,因营中四面哨兵枪炮矢石齐发,贼兵被伤身死者甚多,余贼皆望风而遁”。延信等率满汉官兵于九月初八,自达木地方起程,送新封达赖进藏(即进入拉萨)。康熙阅后,降旨嘉奖。

过了六天,十月二十八日,大将军王奏疏又送到京师,奏称,大策零敦多布已自克里野一路遁去。即前往伊犁。

准军败逃,西藏平定了。

▌摘自《清朝兴亡史》,周远廉(著),北京燕山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