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或许是人类近三百年经济史的转折点。这十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决定了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也将长期影响未来。
1970年代，美国国运进入衰退期，之前实施了几十年的风控控制措施，其后遗症开始爆发。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货币体系出现了两大非常本质的变化：
一是世界各国开始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世界各国的资产价格重估，并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国际汇率及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大大增加。
二是世界各国的货币体系从原来美元-黄金本位，转向信用本位。各国货币当局依靠国家信用来发行货币。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美国经济立即陷入滞胀，高通货、高失业、低增长并存。美国连续两届政府采用凯恩斯式政策都无济于事。最终，凯恩斯主义持续、反复的滞胀泥潭中，在新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中彻底败走白宫。
1979年，保罗?沃尔克掌管美联储，强势将联邦利率提高至20%，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滑，但是经济也陷入负增长，失业率高达10%。议员、媒体、民众痛骂沃尔克，农场主开拖拉机堵在美联储门口。
1980年，演员里根手持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成功入主白宫，一方面力挺沃尔克强硬抗击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展开大减税、放松管制为核心供给侧革命。
1980年代初，里根与沃尔克携手将美国从滞胀泥潭中拉了出来，美国经济进入“里根大循环”。
但是，里根和沃尔克打造的“里根大循环”，实际上重新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秩序，即金融资本主义。沃尔克将美元推向了强势时代，向全球市场输出美元；里根将政府赤字推向扩张时代，从全球市场回收美元。二人联手打造了一个强美元、强金融、高贸易赤字、高主权债务的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秩序。
所以，金融资本主义秩序的逻辑是，通过强美元、高汇率，发展金融产业，弱化制造业，进口商品，输出资本，经常账户赤字，资本账户盈余；通过国债发行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吸收国际资本，促使美元重新回流到美国市场，以维持国内资本市场的平衡；资本回流国内后，联邦政府高军事投入，金融资本再投资海外市场并攫取高利润，以及金融资本支持下科技创新，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
但是，金融资本主义秩序要运行，除了强势美元之外，还有三个客观条件：
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美联储不再依托黄金，而是基于国家信用发行货币，依照本国市场及国家利益控制美元的紧缩，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向全球收取高额的铸币税。这是金融帝国的最高权杖。
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浮动汇率的套利空间激发了投资银行的兴起。这为金融帝国打下根基。
三是1980年代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兴起，计算机极大地激活商业银行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以及促进投资银行开发各种金融衍生品，做大金融市场以及金融资产。这是美国金融帝国的数字化武器。
事实上，金融资本主义秩序，是一套非常完整、严密、复杂的金融套利游戏。
金融资本主义秩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尼德兰人创立的股份公司制、股票交易制，英格兰人完善了包括银行、股票、证券在内的金融交易制度，以及美国人创新的一整套复杂的金融制度，包含汉密尔顿创建的国债信用制度、美联储体制、信用本位货币、金融混业、信托制度、对冲基金、期货期权交易、离岸账户、投资银行、交易清算、跨境支付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
更要命的是，这套制度利用信息技术、浮动汇率和信用货币，组建了一个完全的闭环，将国家信用、政府财政、宏观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捆绑在一起。
金融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规则来运行的：
首先至于全球化自由市场之下，美联储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发行信用货币（美元），并未美国联储银行、联邦保险公司、联邦两房公司、金融巨头、大型企业充当“最后贷款人”；联邦政府以国家信用和财政税收为担保发行大规模长期国债；美联储依托国债发行基础货币；
商业银行和金融巨头拿着美联储的“免死金牌”，手持大量的国债，以国债为本位，大肆加杠杆，制造大量的信用货币以及信用票据，大量发行贷款，创造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都以当年哈密尔顿建立的国家信用为依托，建立了这套完整的金融制度。如此一来，美元、国债、证券、股票、信贷、期货、期权、对冲基金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一个以国家信用为基底的庞大的金融系统。而美联储、联邦政府、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巨头、大型企业的利益就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决定国家命运甚至撼动世界格局的利益集团。
当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金融化膨胀。但是，1982年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倒闭、投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竞争，让美国金融界深刻感触到，该法案确保了商业银行不受风险冲击，也将商业银行束缚在日薄西山的业务之中。1984年受拉美债务危机终极，美国从事商业贷款的银行大量倒闭，甚至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峰。
为了废除这个法案，美国金融界花费了3亿美元，历经12次游说。花旗银行为并购旅行者集团，不予余力地游说联邦财政部。1999年，美国财政部支持新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替代《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当时财政部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
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经营，打开了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潘多拉魔盒”。在华尔街眼中，这些一环扣一环的金融衍生品，可以大大的分摊、化解风险。比如期货制度就是一种价格发现和风险转移的制度，将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给风险偏好高的人。
然而，这个看似固若金汤的完美体系以及各种神奇的金融衍生品，最终还是遭遇“明斯基时刻”。
2007年，深陷次贷泥潭的雷曼兄弟公司四处寻求买家，美联储、联邦财政部、高盛、花旗银行、房地美、房利美都卷入其中。然而雷曼兄弟最终在权力争斗、利益讹诈、漫天要价以及痛骂声中破产，并引爆继192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但是，在此之前，这些人都是坐在一桌子上，以“政治正确”的方式，联手“再造美国梦”。他们的盘算是：先是美联储大幅度下调利率，释放流动性。然后，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则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当时只要你声称自己的薪水有六位数，就可以从银行开出50万美元年代住房抵押证明，一个月后就可以拿到贷款。
同时，联邦政府站出来做隐性担保。联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两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负责收购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到金融市场上销售。最后，如果一旦发生危机，美联储又为这些金融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确保其不破产。
最终，身先士卒的雷曼成为了这一完美制度和运作的牺牲品。危机爆发后，联邦财长保尔森在众人的责骂声中接管了“两房”。伯南克主席领导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释放了大量流动性，再次站到了花旗银行及金融巨头身后，充当坚强的“最后贷款人”。
好的剧本和坏的剧本都提前写好了，就看怎么样演了。
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向在此的经济学家们提问：“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经济危机）？”
在场者无一能够回答。不久之后，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蒂姆?贝斯利领衔英国知名学者联合给女王写了一封信：
“抱歉，女王陛下，我们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
“金融家成功说服各国政府并让自己也相信，他们已完全掌握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而现在看来，这已成为人们一厢情愿和傲慢自大的最佳例证。”
“总之，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
索尔金在其著作《大而不倒》中写道——“这是一个关于冒险家的故事：他们敢冒一切风险，并已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冒任何风险。”
实际上，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衍生品已经极为复杂，甚至连很多首席执行官和董事自己都搞不明白。但他们采用了一个简单的逻辑，在整个链条中，将自己这块业务的风险打包转移出去。事实上，这种风险转移的方式，一直被金融界甚至经济学家认可。
1934年，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创建后对于金融业产生了巨大的稳定作用，银行倒闭的数量从前一年的4000家急剧减少到只有57家的水平上。银行风险被保险公司分摊，而保险资产又层层打包成各种衍生品，到投资银行市场上去销售。那么，风险真的被分摊了、消化了吗？
金融理论上，有着著名的费雪分离定理、两基金分离定理、莫迪利安尼-莫顿分离定理，投资与经营、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确实促进了资金配置和风险转移。但是，谁会为整个资产链中的风险承担最终的责任呢？
国会总审计长查尔斯?鲍舍尔，接到针对衍生品市场发展的研究任务后，对国会委员会说：“美国这些大交易商的突然破产或退出交易将会引发市场流动性问题，也会对其他机构，包括参加联邦保险系统的银行，甚至整个金融体系都构成威胁。那时就只能通过由纳税人买单或以纳税人的钱做担保的救市方式来干预市场了。”
在整套制度体系中，美联储做了“最后贷款人”，金融家的道德风险则无比巨大。
从美联储主席到基金经理，每个人都是击鼓传花者，谁还会为利益链后果负责呢？美联储主席和联邦财政拿着纳税人的钱或纳税人买单的方式，为金融巨头兜底。金融巨头有靠山支持，加上“有限责任”制度支持更加肆无忌惮。职业经理人执行代理人制度，即使危机爆发也可以拿千万年薪。而产品经理、精算师则最大限度地把风险打包给别人。至于能否看得懂产品，能否识别其中的风险，没有一个人会关心。而风险却来源于微处——金融产品设计，根源则是这套完美的不负责的风险机制。
瓦尔特?欧肯在其“秩序自由主义”中严厉批评了“有限责任”，认为“有限责任”激励企业家过度冒险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还能回答无限责任的年代吗？
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代表人物沃尔特?巴杰特认为，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央行不能无偿、随意援助，甚至采取“惩罚性利率”，这就是著名的“巴杰特规则”。
然而，这套经济制度是以汉密尔顿设计的国债制度为基石的，已经将美联储、联邦政府绑架到一艘船上，严格说两者都这套制度的最高设计者。如此，“巴杰特规则”自然灰飞烟灭。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因在这场危机中采用得当措施，避免了危机陷入大萧条，同时也抑制了通货膨胀，被美国政治界、经济学界广泛赞誉。
弗里德曼在著名的《大衰退》中批评，大萧条时期的美联储主席哈里森采取了紧缩措施，才导致大萧条蔓延和大量银行倒闭（1929年到1933年之间，9000家多美国银行倒闭）。哈里森的政治智慧和手段确实不如其前任斯特朗，但其实即使哈里森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也难以挽救危局。
因为当时美联储执行的是金本位制度，根本没有办法像伯南克一样大规模发行信用货币。哈里森纵然有政治权力斗争的考虑，也必然担心自己的扩张性政策僭越了金本位制所设定的要求范围。
“就大萧条问题而言，您说的观点完全正确，的确是我们造成了经济大萧条。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对不起大家了。但是，托您的福，我们美联储再也不会那样做了。”——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2012年11月8日为庆祝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宴会上的讲话。
美联储真的可以避免危机吗？
以国家信用发行的信用货币和长期国债，促使世界处于在一个长期的巨大的理性泡沫均衡之中。在这一泡沫均衡之中，美联储和联邦政府“大而不倒”，金融巨头“大而不倒”。
但是危机并没有消除，而是转移到美国底层民众，转移到民粹主义泛起的欧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亚洲，并逐渐形成一个更大的危机。
且看，一个幽灵正在世界各国的上空飘荡——债务危机！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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