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5天有没有去过新发地？”这是北京市民最近要回答的高频问题。
如果你不巧在这15天内去过或者是经过新发地，那么你会收到这一条短信。
相信你跟我一样会很惊讶，别人是怎么知道我去过新发地？哪一种手段知道的？为什么还能发短信给我？我的隐私问题怎么保障？
首先我们引用一组数据，截止至6月20日6时，北京市已累计采样229.7万。日均40万人。从5月30日至6月13日运用大数据筛查出了35.5万涉疫市场相关人员，并进行检测工作。
在短短几天内，北京利用大数据分析出高风险人群位置和路径，找到了三十多万人并且快速进行核酸检测，与年初武汉疫情暴发初期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口路径相比较而言，此次北京的“大数据筛选”更体现出科技的力量，这对未来的疫情防控力量不容小觑。
那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顾名思义是，规模巨大的数据集合。大数据又分为狭义大数据和广义大数据。
狭义大数据主要是私人信息、互联网习惯的大数据，说得再通俗点喜欢看的电视，购物网站上的偏好喜欢等等。
而广义相对论主要是对于企业和社会方面的，打个比方比如618某个购物平台需要先分析购物偏好，再做好需求预测，最后提前储备好商品。
这次北京新发地疫情所使用的大数据正是狭义大数据和广义大数据的融合，也是大数据技术的良好利用。
究竟是什么方式知道我去了新发地？
截止至7月2日官方暂未公布获取大数据的具体方式，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获取已知的内容具体了解到三种方式，可以短时间迅速找到新发地到访者。
第一种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虽然并不全面，但这种方法是初步的排查方式。
通过对商铺以及仓库物品排查，确认货物信息以及人员信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携带病毒物品则通过路径和接触者进行追踪，这同样也是排查密切接触者的依据之一。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社会交往信息分析。不单单只是用社交软件信息判断，而是通过社区电话调查，上门走访形式，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来协助，用最短的时间筛选出哪些人去过新发地或者正在新发地工作，他们这几天密切接触了多少人，最终形成可靠消息。
第三种方式也是运用可能性最大且最广的一种方式，利用GPS定位信息进行筛选。
手机的信号来自于基站因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运营商的基站，在新发地肯定也会有基站。当我们路过新发地或者长时间停留在新发地时，当地的基站会和手机建立通讯连接，再反馈给大数据，从而知道我们所在位置。
其实我们去另一个城市旅游，人还没下车手机里就会收到一条短信：欢迎来到xx城市。这其实就是GPS位置信息。
其实大数据的应用在这次防控疫情上起到了很多正面作用
追踪漫游路径
三大通讯运营商利用大数据来帮助卫生部门进行潜在疫情风险定位，利用GPS定位和手机号码实名制的身份信息。
理论上可以最大程度对疫区进出人员进行追踪，降低乃至堵截疫情传播。
只要不扔掉手机、不关闭手机就可以检测到。
筛选有接触史风险人员
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这种新闻：某辆列车有确诊病例，同行乘客要注意。
这些同行乘客信息有关部门都是可以查到的，基本上在我们获知新闻时，这些同行乘客已经确认并接受隔离。
在这次北京疫情“卷土重来”后，北京并没有采取封城行动，而是更人性化地做到以街道划分防空等级，进行科学管理，这其中大数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比如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多家互联网科技公司联手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共享，快速查询给全社会提供了保障。
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多家社交平台得知新冠肺炎动态更新、地区疫情防控等级和辟谣功能。
让我们在鱼龙混杂的信息流中回归理性和思考，不盲目跟风，及时安抚公众情绪。
从另一个角度也“抑制”疫情的蔓延。
大数据会泄露我们的隐私吗？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信息时代所有的隐私都好比像一层薄纸，轻而易举就会被戳破泄露出来。
最近很多并没到过新发地的市民也收到了短信，一方面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奔着宁愿错查一千也不落下一个的方式抗击疫情。
另一方面，其实是为了避免有一些漏网之鱼，明明去过新发地却不主动上报，收到短信的时候会心虚。
在这个大环境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往往被视为高危人群。
如果个人信息被公开、传播，可能会导致公开人员及其家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所以这些隐私信息我们应该受到最高程度的保护。
这就需要运营商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梳理分析，政府部门严格监督来正确使用大数据这把利器。
个人隐私和个人安全其实并不冲突，国内其实对自己的隐私问题并不是特别的注重，每个人的隐私都应该被保护，“我”的事情“我”想不想被别人知道权力还是在于“我”。
未来大数据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