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机处与内阁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政体中的内阁是如何变迁的?

作者:史遇春

本篇,与大家共同学习一下历史上国家治理中特殊组织机构的变迁。

当然,这种特殊组织机构,也是国家治理最重要的组织机构。

虽然,这种学习有些枯燥,但是,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跳脱轻浅的历史认知、轻率的历史评论,是大有裨益的。所以,这也是所有喜欢历史者的必修课之一。

这话,先从距今最近的朝代——清朝说起,所说的内容,是其军机处。

军机处,原本是内阁的分局。

也就是说:在军机处的雏形时期,它可以说是内阁的一个分支。

众所周知,清朝初期,其大多数的国家治理机构和制度,都沿袭了明朝旧制。

当然,内阁也不例外。

所以,在清初,也就是在军机处没有建立之前,国家机务的分发与收进,全都事关内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初的军事事务,是要交付议政王大臣议定之后,再奏闻主政者的。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朝,朝廷的谕旨,也有命令南书房的翰林撰写拟定的。

此时,南书房是可以与主政者直接接触的亲切之地,当然,也是显贵之地。

这种情况,历史上也有类似情景:唐代时,翰林学士掌内制,就是如此。

所谓内制,就是由翰林学士所掌的皇帝诏令。

到了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朝,朝廷在西、北两路用兵,其时,事涉机密的军务较多。而此时,内阁在太和门之外;另外,内阁之中,值班的官员人数甚多;主政者担心军事机密被泄漏。于是,才开始在隆宗门内设立了军需房,其主要用途,是处理西、北两路的军务。

最早进入军需房,参与军事事务处理的官员,都是主政者从内阁中书中选取的。选取的标准,就是其人必须谨慎细密。进入军需房的官员的职责,一是在其中值班,二是缮写谕旨。到了后来,军需房才正其名为军机处。

军机处设立之后,它的所在地接近宫廷,便于主政者宣召。

军机处的军机大臣,都是亲臣、重臣。

于是,承接主政者的谕旨,发出政令等,全都在军机处了。

军机处值宿的地方(直庐),最初只有几间板屋。

后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特别下令,将军机处的直庐由板屋改建成了瓦房。

但是,拟旨仍然是军机大臣的事情。

之前,雍正帝时,军机处拟旨的事情,都是桐城张文和公(即张廷玉,文和是其谥号)亲力亲为的。

乾隆帝即位初期,因为汪文端公(即汪由敦,文端是其谥号,赵翼的科举考试中的老师)擅长文学,张廷玉特别推荐汪由敦进入军机处。于是,拟旨的事情,由汪由敦代劳。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廷对金川用兵。

这一时期,朝廷的谕旨,全都是汪由敦的手笔。

当时的谕旨,大概有三个版本:

一、汉字版本的谕旨,前由张廷玉、后由汪由敦草拟;

二、满文(清人称之为国书)版本的谕旨,由舒文襄(即赫德,文襄是其谥号)、大司马班公(即博尔济吉特·班第,明、清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草拟;

三、蒙古文版本的谕旨,则由理藩院的纳公(即萨尔图克·纳延泰)草拟。

等到傅文忠公(即富察·傅恒,文忠是其谥号)为首席军机大臣的时候,满族的司官想通过傅恒,得到亲近主政者的机会,并籍此升进。于是,傅恒才开始把部分拟旨的事务,给了他熟识的满族司官。最初,这些满族司官,所拟的草稿,也就是半幅纸、一页纸的短小文字。满族司官熟悉拟旨的程序与文法之后,慢慢地,拟旨的事情,也就全都交给他们操持了。

这样一来,汪由敦见拟旨的事情,满文版本全都由满族司员捉刀了,而汉文还是自己亲自草拟,他也就跟进了。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将满文拟旨交给了满族司员后,相对轻松;汪由敦亲自草拟汉文谕旨,工作繁重。汪由敦也不想揽那么多事,于是,他也让司官代替自己拟旨。这样沿袭日久之后,一些司官就成了军机处的专职司员。这种情况,主政者也是了解并清楚的。

这种专职司员,也不一定就是从内阁引进军机处的,但凡京师朝廷的部院之中,学问幽深、文学书法俱精的司官,都可以被引进军机处。

在军机处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专职的司员,人数也越来越多,后来的数量,是早期的好几倍。

以上所讲,就是清代军机处前后变化异同的旧事。

既然,清代最初的军机处是内阁的分局,那么,循着历史的脉络,简单看看在以往国家治理框架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内阁的变迁情况。

在中国历史中,传达主政者的诏旨命令、汇集内外的各种意见的工作,自曹魏以来,都是属于中书职责范围内的。

历史沿革,所以,在六朝时期,中书令是极其尊贵的,朝廷一定会选择重臣担任此职。

因为中书令尊贵、地位崇高,所以,中书令很多时候是不会亲自向主政者奏事的。大多时候,都是中书令委命中书舍人入内奏事。这样一来,中书舍人就可以亲见主政者;于是乎,中书舍人也成了权要之位。

上述的情况,一直到唐代初期的时候,依然如此。

唐高宗李治时,开始把中书舍人的职权进行了拆分。拆分之后,北门学士也可任中书舍人之事。

唐玄宗李隆基时,又把中书舍人的职事,移出部分给翰林学士。如此,中书、门下的权力稍稍变轻。

等到唐朝中期之后,国家的权柄操持在宦官的手中,当时,还设置了枢密使的职位。生杀予夺的诏旨命令,全都是由枢密使发出的。这样,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都只是承枢密使的下流。所以,枢密使是极为权要的职位。

唐昭宗李晔时,大力诛杀宦官,宫廷之中,几乎都没有宦官了。于是,主政者只能命令蒋玄晖负责之前枢密使的事务。这是枢密权移至朝臣的初始。

因为枢密使这个位子地处要津,是人人钦羡、人人都想得到的职务。所以,蒋玄晖接手枢密之事后,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蒋玄晖的位子,于是,他就在朱全忠跟前谮毁蒋玄晖。最后,朱全忠杀了蒋玄晖。

朱梁(后梁)时,改枢密使为崇政使,并设立崇政院,任命敬翔为崇政使。

后唐(沙陀族建立)时,又恢复崇政院名为枢密院,并任命郭崇韬为枢密使。

后唐明宗李嗣源时期,安重诲为枢密使。

后晋高祖石敬瑭时,因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所以,他就废掉了枢密使这一职位。然后,把枢密使的大印交归中书。于是,枢密院学士这一职位也就废掉了。

后晋出帝石重贵时,桑维翰恢复枢密院,并担任枢密使。

后周世宗柴荣时,王朴为枢密使。

总结起来,可以说,五代时期的枢密院,就是六朝时期的中书;如果就唐朝来说,枢密院则是唐初的中书、唐中叶的学士、唐末的疏密合而为一形成的。

到了宋、金时,枢密使的主要职责是专门掌管兵事,这已经是和宰相分职了。

当时,中书与枢密院被称为两府,枢密使已经不参加军事以外的其他机务了。

到了蒙元时期,军国大事,全都归到中书省。

再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就把中书省也废掉了。此后,不再设立中书省。接着,朱元璋命令六部各奏其事,而非此前的事汇中书。

从此以后,国家的事权,全部都集中到了主政者一个人手中。

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在历史上的一大变,君权集中,相权没落。

朱元璋废除中书之后,原来中书事务,全都堆积到了他自己跟前,一日万机,登记撰录,是不能不设置官员来执掌其事的。

随后,到了明成祖朱棣永乐时期,为了解决废除中书后出现的难题,又设立了内阁。

内阁设立之后,就功能而言,逐渐形成以批答本章、撰拟谕旨的主要业务。功能上,似乎又是对旧有中书省的恢复;权力上,却没有那么尊显了。

再后来,明朝的主政者与内阁大臣也不常见面,如果主政者有谕旨,就会命令内监先写好事目,然后,交由内阁撰拟文稿。因为这样,于是,宫内就有了所谓的秉笔太监。越是接近主政者,权力越是容易到手。如此,秉笔太监的权力慢慢就在内阁之上了。秉笔太监和唐中期后的枢密使,就又有些相同了。

这也是明朝宦官势焰熏天的原因所在。

满清惩于明代之弊,严格限制,宦官不得参与政事。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亲政初期,他会每天都到票本房,安排大学士在自己眼前票拟。

所谓票拟,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康熙时期,虽然也有南书房拟旨的案例,但是,机务仍然是属于内阁来处理的。

雍正以来,各类本章都归内阁处理、机务及兵事都是由军机大臣承旨处理的。

主政者几乎每日都会和军机大臣见面,不要说宦官不能参与,就是承接谕旨的大臣,也只是供传述、缮写、撰拟而已,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是少之又少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五代、宋代、金朝时期的枢密院,都有学士草拟谕旨。满清的军机司员,和旧时的枢密院学士差不多。

本文依据清人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军机处》一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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