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当初或者现在，做学生、参加考试时，都曾动过，或者听说其他人，动过类似心思：
语文考试，先从字典，得是那种大部头，关键时刻能当凶器，至少防身的大型工具书，《辞海》、《辞源》之类中，找一个别说自己，老师、老师的老师，举国上下，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写作文时，东绕西绕，无论如何也把它用上。
英语考试同理，这一次，倒不用什么大部头，印欧语系词型长，十五起步，最好二十五、三十五个字母，构成的巨型合成词、专有名词，还是写作文，平时用不上，想办法装进去，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起八代之衰。
如果是当初，“当初或者现在”，动过类似心思，甚至付诸过实践，冷暖自知，如果是现在，劝君不要自作聪明，须知判卷老师阅卷，从来是不带字典的，遇到自己不认识的字或词，只有唯一一个默认解释：你写错了。
比较而言，一位中国古人，就要聪明许多。人家的做法，与如上所述正好相反，考试写文章，需要用典的时候，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上，有最好，没有也不要紧，硬编。
这个人，就是苏轼……
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一同进京参加科考。那一年的会试，群星璀璨，同列唐宋八家的曾巩，日后，王安石新党二号人物吕惠卿，理学家程颢等，均在其中。仕林领袖欧阳修任主考，文坛名宿梅尧臣担纲阅卷，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为题。
初评结束，梅尧臣看中了其中一篇，呈递给欧阳修，准备点它为头名状元。欧阳修读后，也击节叫好，只是字里行间，似乎是自己的学生，同榜曾巩手笔，思来想去，避嫌委屈“曾巩”为第二名榜眼。
事后证明，那篇文章是苏轼所作，就这样，苏轼苏东坡，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号东坡居士，稀里糊涂地与状元擦肩而过……
和围棋弈罢，无论胜负如何，双方都要复盘一样，考试结束，主考官照例逐一召见中第考生，一来明确师生名分，二来略作指导或切磋。接见苏轼的时候，梅尧臣犹豫再三，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苏轼文章中，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一段。梅尧臣说不怕你笑话，查了三天的书，也没找到“三杀三宥”的典故，究竟出自哪里，闻道先后、术业专攻，能不能赐教一下？
后者的回答，令梅尧臣大跌眼镜，事实上，哭笑不得：我也不知道，“想当然耳”，瞎编的。欧阳修倒十分豁达：你是会读书的，后生可畏，估计过不了多久，文坛便会只知你子瞻，苏轼苏子瞻，不知老夫我了。
这还不算完，苏轼得便宜卖乖：“三杀三宥”，确实是我编的，没有出处，但“想当然耳”，可是有出处的：当初曹操击败袁绍、夺取河北四州，将俘虏的袁熙妻子甄氏，赐给儿子曹丕。孔融十分不满，写信给曹操讲理，提及武王伐纣，将俘获的纣王爱姬妲己，赏给弟弟周公旦。事儿先放一边，曹操找到孔融，咱们都是读书人，妲己不是克商之后，被就地正法了么？孔融回答说，“想当然耳”，我编的……
最后，再多说两句。苏轼错失状元，以及“想当然”的故事，历来作为美谈，千古流传，并非空穴来风。但流传过程中，显然是出现了部分讹误。
首先，苏轼并不是嘉佑二年，丁酉榜榜眼，第二名不假，但他是礼部会试第二名，会试入围考生，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嘉佑丁酉科状元，是章敦的侄子章衡，章敦也本科及第，耻于名列晚辈之后，拒绝接受诏书，榜眼名叫窦卞，苏轼只考中“乙科”，也就是第二等，看来宋仁宗赵祯，不似欧阳修好糊弄，是不吃“想当然”那一套的。
其次，所谓“三杀三宥”，也不是没有出处。出自《礼记》：
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
看样子，苏轼应该是记串了，被梅尧臣一问，答不上来，只说“想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