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美国的立国精神来自著名的“五月花号”。1620年，这艘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的船只，载着包括男、女及儿童在内的102名船员，其中35人为清教徒，开往北美。
在登陆之前，这群人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守的公约——《五月花号公约》，有41名自由的成年男子在上面签字。
公约这样写道：“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份公约，被认为是北美大陆第一份自治公约，代表着“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强权来决定管理”。
国家未立，先有合约意识及自治公约，这无疑是法治国的良好基因。但是，这与美利坚的成立还有相当的距离。
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13个殖民地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在美国大多数开国者们看来，英国的政体属于强权政府，美国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美国13个州的势力及大部分开国者，都在努力避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于是，他们最终成立了一个极为松散的联邦国家，联邦政府，甚至国会都是象征意义的存在。
在1781年生效的《邦联条款》中，第一条说这个联盟叫“美利坚合众国”；第二条声明“凡未经本邦盟召集之国会明确授予合众国者外，各州保留其主权、自由与独立及所有权能、领域与权利”；第三条说各州加入的是“一个稳定的友好联盟”。
《联邦条款》没有给予国会征税权、关税管理权以及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1781年至1783年间，国会计划向各州征收1000万美元的财政费用，结果只收到不足200万美元。国会曾向各州要求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5%的关税，但遭到州政府的拒绝。
国会的任何重要决定都至少需要9个州的批准才能最后生效，修改《邦联条款》则需13个州的一致同意。有些州甚至不愿意派代表参加国会，使得国会会议都无法正常举行。
另外，州与州之间的矛盾尖锐，联邦政府难以调和。联邦政府没有设立中央银行，各州分别发行州货币，导致流通困难，通胀加剧。各州为保护自身利益，发动贸易战，对他州商品课以重税。
当时，杰斐逊出任国务卿，整个部门只有寥寥数人。亚当斯出任驻英大使，他的困惑在于美国有的州并不遵守1783年的美英和平协定，而联邦政府却无法对其进行制裁。
诺斯认为：“我们（美国）故意建立起一个效率低下的政治制度，防止受到一个效率很高但想干坏事的政府的危害。”
在这种制度下，美国的中央政府及国会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独立后的美国很快陷入严重的财政、税收及债务危机，联邦政府一度濒临破产。英国人甚至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难以维持下去。
1783年，费城军营发生的一次兵变迫使国会仓促解散，搬离费城，后几经周折才迁到纽约。这时，一些开国者意识到，羸弱的联邦政府及国会可能会将美国拖入万劫不复之中。
华盛顿后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为国会必须拥有比目前更多的和更广泛的权力；合众国的每一部分都深深感到了国会的无权和无能为力带来的影响。”
于是，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美国开国者们召集各州代表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试图通过这部分完整的宪法，捍卫自由的共和制与联邦制原则的同时，扩大联邦政府及国会的施政空间。
《美国宪法》草案制定后，为了说服纽约州批准新宪法，汉密尔顿、麦迪逊与杰伊三人一共撰写了85篇文章，收录成为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
他们都致力于宣扬民主自由、共和制及联邦制原则，但在联邦政府权力及合众国定位方面，开国者们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甚至是争锋相对。
代表农场主利益的杰斐逊主张“小政府主义”，希望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国家。汉密尔顿则强调“强国家理论”，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工业立国，推动北方制造业发展。
汉密尔顿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存在着实质性的缺陷，必须设法使我们摆脱迫在眉睫的混乱状态。”
他为强政府辩护：“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侮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但实际上，“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
当时，联邦政府因独立战争而债台高筑，政府无力清偿债务，国家随时可能破产，同时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阻止他国占领本国的领土及要塞，不能保证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整个国家，政务废弛，债务危机，工业薄弱，土地贬值，货币混乱。
汉密尔顿无奈说：“我们既无军队，又无钱财，也无政府。”他甚至给美国人发出警告：“要么接受新宪法，要么分裂联邦。”
所幸的是，《美国宪法》最终通过了，挽救了联邦分裂危机。这部宪法，为美国自治政府、代议制、三权分立、自由学说以及共和制确立了法理基础。
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认为，从1783年到1789年是“美国历史上的危急时刻”。
不过，联邦财政危机依然严峻，如何强化联邦政府信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华盛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华盛顿启用了杰斐逊担任国务卿，然后把强势人物汉密尔顿任命为财政部长。二者斗争日渐白热化，华盛顿暗中支持汉密尔顿建立强势政府。
汉密尔顿顶住压力，走马上任后在短短几年内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首先承诺由联邦政府偿还各州在战争期间所欠的债务，然后发行巨额国债。这一举措迅速恢复了国家信用，同时获得了各州政府的支持，还强化了联邦政府通过新宪法征税的权力。
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了《国家银行的报告》，主张成立中央银行。国会最终同意设立第一家国家银行和铸币厂。美债与美元，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基石。
汉密尔顿还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在这份无比完整详尽的报告中，汉密尔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他的大政府主义野心。
汉密尔顿主张工业立国，以国家的力量发展制造业，通过采用补贴的方式扩大工业生产，对本国制造业予以关税保护（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不过，这份报告遭到了包括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等大多数开国者的强烈反对，华盛顿也颇为难。于是，这份制造业报告最终被国会搁置。
一般认为，美国是在一个新大陆上建立的“法治国”，其过程却充满博弈与斗争。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不同，造就了美国具有弹性的国家制度。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有的国家职能范围很大，但国家能力却很弱；有的国家职能范围很小，但国家能力却很强。
以美国为例，福山说：“美国建立的是一套有限政府制度，在历史上就限制了国家活动的范围。但在这个范围内，国家制定及实施法律和政策的能力非常之强。”
美国富有弹性的国家制度，比较好地将个人权利、有限政府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美国避免了霍布斯主张的“利维坦”（德国），也避免了田园牧歌式的道路（阿根廷），更接近亚当·斯密界定的国家概念。
大多数人认为，斯密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但是，斯密并非拒绝国家职能，他在《国富论》中界定了国家或君主的职责：一、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二、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辱或压迫；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美国国会搁置了汉密尔顿的制造业计划，避免了大政府主义。但是，关税保护主义在之后却得到了强化。1812年美英爆发战争，国会为了增加收入将关税提高了一倍。十年后，国会通过了新的关税案，几乎所有的工业品关税上调至35%-40%的水平。这一高关税一直维持到了大萧条时期。
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付出的代价）统一了全国市场，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威，却更加解放了自由市场和个人权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从法国手上购得路易斯安那后，大肆扩张国土面积。
美国从西班牙手上夺得弗罗里达，强迫英国签约将领土控制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美墨战争后购买了墨西哥95万平方英里的国土，将国界线延伸至太平洋东岸，控制了加利福尼亚金矿。到1853年，美国国土面积达303万平方英里，比宣布独立时的版图增加7倍多。
美国吞并大量土地后，联邦政府成了最大受益者。这些新扩张的土地所有权归属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大量出售土地获得巨额土地财政，用以支付独立战争欠下的债务。这一结果是，联邦政府成为了最大的“地主”和食利者。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颁布了《宅地法》。这部因战争而颁布的法律，将大部分国有土地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分配给了新移民，这就直接终结了美国联邦土地财政的历史，同时也推动了美国土地私有化。从1862年至1900年，至少有六十万个迁入美国西部的家庭从中得到好处。
这就是斯诺强调的私有产权的确立具有激励作用。私有产权也是一种交易费用较低的制度，更低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斯诺将交易费用的下降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源泉。
不过，斯诺也指出了美国体制存在的问题。斯诺研究发现，从1870年到1970年，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已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不少学者认为，今天美国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
从短期来看，交易费用在下降，经济在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一直在上升，经济效率不断下降。这被称之为“诺斯第二悖论”。
张五常的解释或许有些启发。由于产权确定有成本，张五常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所有权是不重要的”，他更强调使用权的作用。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这样论述：
“这里有一个左不成右不就的选择：市场经济可使国家富有，但往往要考虑收入再分配；不需要考虑再分配的制度要放弃市场，但国家贫穷是效果。原则上当然应该先选富有然后再作打算，这是历史上多数国家的选择。然而，因为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收入再分配要办得妥当很困难。”
从美国债务规模来看，美国主权债务不断持续上涨，交易费用越来越高。主要原因正是张五常所说的“利益团体的操作与穷人的要求无尽”。美国在私有产权确立方面有优势，但是经济结构依然严重影响分配问题。
最近四十年，美国发展了金融资本主义模式，金融业、跨国公司及富豪的财富增长迅速，而中产阶级、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停滞不前。美国两党不管谁担任总统，都大力扩张货币，提高选民福利，以获得政治选票。这是美国债务规模及交易费用高企的重要原因。
因分配问题产生的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内耗”。长期交易费用上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陷入停滞。
在科技革命低潮时期，社会容易陷入存量瓜分的“马尔萨斯陷阱”，如此因分配产生的内耗将大幅度提高交易费用。
所以，从产权到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再到分配制度，都应该指向诺斯所主张的“降低交易费用”。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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