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历史特约作者：凌空子）
陶希圣小传：迷途知返揭汪精卫卖国，书生论政代蒋介石执笔
1899年9月1日，陶希圣出生于湖北黄冈，父亲是候补知县。16岁，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读于北大法科，成绩优秀，名列前茅。1924年（25岁），毕业后，陶希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同时在上海高校里讲授法学和政治学。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武汉。1927年1月（28岁），陶希圣兴冲冲从上海来到武汉，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随着“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陶希圣革命热情大受挫折。
之后的几年里，他独居上海，远离政治，研究学术，著书立说。陶希圣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1929年（30岁）结集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造成农民痛苦的根源所在。此论一出，掀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因此声名大噪，甚至被称为“陶希圣时代”。
1931年（32岁），陶希圣先后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课，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授课之余，他仍笔耕不辍，完成了《中国社会现象拾零》。
1934年，陶希圣在北大创办了经济史学杂志《食货》，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形成了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
（1931年，陶希圣全家合照于天坛）
1937年（38岁），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邀请陶希圣等学者在庐山参加茶话会，商讨抗战救国方略，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两个月后，陶希圣挟笔从政，与周佛海在武汉创办了全国舆论指导中心“艺文研究会”。
他写了大量文章“分析国际问题，评论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成为舆论界风头浪尖的人物。
（陶希圣与两个儿子在太和殿，1937年摄）
1938年，武汉失守，陶希圣情绪陷入低谷，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他与胡适、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他追随汪精卫，主张对日“和平运动“，逐渐成为汪精卫集团核心人物之一。
1938年，日本发布近卫声明，“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此同时，汪精卫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出走越南河内，结果秘书又遭刺杀。惊魂未定的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表艳电，主张停止抗战，沦为汉奸。
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军的保护下，来到上海，陶希圣也随同前往。11月，受汪精卫指派，陶希圣与“外交部次长”高宗武等人，与日方谈判，商议双方权益。
日方抛出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完全抛弃了“近卫声明”的立场，而要对外交、教育、宣传、文化及军事等各方面完全控制，还要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各种特权，承认各地驻兵权等等。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2月30日，汪精卫签署密约，全面投降日本）
陶希圣拒绝签约，对汪精卫在谈判中无底线的退让，感到无比失望。他与高宗武联系了上海的杜月笙，偷梁换柱，偷偷离开上海，逃往香港。
1940年1月（41岁），陶希圣与高宗武宣布脱离汪精卫，联名揭发“汪日密约”。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发表。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一时举国哗然，万民激愤！
汪精卫卖国行径和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公之于众，全国抗日热情高涨。这一事件轰动中外，史称“高陶事件”！
1941年（42岁），陶希圣脱离汪精卫后留在香港，直到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1942年2月，陶希圣辗转回到重庆，经陈布雷引荐，见到蒋介石。
对他的过去，蒋介石不予追究，还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委员长侍从室组长，成为自己的亲信。陶希圣对蒋介石感激涕零，披肝沥胆。
此时，中国抗战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想写一本书，分析战争形式和前途，向世界宣布中国必胜的决心和意志。由于陈布雷身体不佳，于是由陶希圣代为执笔。
1943年3月（44岁），陶希圣代蒋介石执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该书宣扬中国传统道德，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拟定抗战后的建国方略。蒋介石对此书非常重视，一个月内印刷了超过300版次，全国人人皆知。
1945年，抗战胜利，陈布雷去世，陶希圣成了蒋介石的新“文胆”。之后蒋介石的文稿大多由陶希圣代笔撰写，包括流传甚广的《苏俄在中国》等。
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陶希圣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1968年（69岁），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6月27日（89岁），在台北逝世。
临死前，他这样评价自己：“书生论政，论政犹是书生”。
（1967年4月5日，陶希圣、高宗武重逢于敦巴顿橡树园）
（万象历史·人物传记写作营的第728篇作品，营员“凌空子”的第53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