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刘邦为了防备匈奴的进一步南下，准备设置一道缓冲地带。于是刘邦将太原郡和直至北部边界的三十一个县划给韩王信（与击败项羽的韩信重名，因为他被封为韩王，所以史称韩王信）作为封地，作为一个分封的属国去抵御匈奴。可是当年秋天，匈奴来攻的时候，韩王信却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韩王信献出了国都马邑，投降了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同时，刘邦在连胜之后，中了冒顿单于的示弱诱敌之计， 产生了轻敌冒进思想。当刘邦亲率先头部队进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三十里的白登山时，主力二十万汉军还停留在楼烦、马邑一线。冒顿单于抓住汉军的这一漏洞，调集整个匈奴帝国的三十多万骑兵，将刘邦和汉军先头部队合围在白登山。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情况十分紧急。
但是如果我们综合各方面历史记述，从军事角度而不是从简单的宫斗角度来分析整个“白登之围”，那么，我们就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被后世文人的演绎与想象所层层遮盖的历史真相。刘邦因为轻敌冒进， 与汉军主力脱节，导致整个指挥中枢和前锋被匈奴主力合围。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所带的粮食也要耗尽。在这窘迫之时，刘邦派使者贿赂匈奴阏氏，阏氏劝说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将包围圈放开一角，这些事情都确有其事。
但是如果我们只按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理解，就明显背离了军事常识和冒顿单于的为人性格。冒顿在当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喜爱后妻所生的孩子， 就想废了冒顿。于是头曼派冒顿到月氏国当人质，然后故意发兵攻击月氏国，以此借刀杀人。冒顿偷得了月氏人的千里马，才逃脱了月氏人的追杀。
头曼单于见冒顿如此勇壮，就让他当上了万骑长。冒顿也没说什么，制造了一种名叫“鸣镝”的响箭，然后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出猎时，冒顿射出鸣镝， 随从有不随鸣镝射往同一目标的，皆被斩杀。 后来冒顿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随从有不敢射者，也被立斩。再后来，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随从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最后，当冒顿用鸣镝射父亲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的随从都没有一个人敢不射了。
这时，冒顿才显露了他的真实目的。他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时， 用鸣镝射头曼。随从条件反射般都随之放箭，于是头曼单于被射身亡。随后，冒顿又诛杀了后母及那个差点取代他的弟弟，杀光了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冒顿刚当上单于，东胡王趁其立足不稳，派使者来索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
但冒顿打仗一贯喜欢用假象欺骗敌人，使敌人出现误判，从而打破僵局占据主动。比如他对付东胡人就各种委屈求全，然后突然一击必杀。冒顿对汉军同样也是如此。之前匈奴和汉军的前哨战中，面对汉军战车与骑兵的正面突击，匈奴总是处于下风。因此，冒顿故意进一步示弱于敌，面对着汉朝的使者，故意将精锐隐藏起来，只显露老弱病残，于是成功欺骗了久经战阵的汉高祖刘邦，最终促成了白登之围。因此，冒顿单于听从阏氏的劝告，主动放开围困一角， 极有可能是一个烟雾弹，背后有着更大的杀招。
13 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记载道：“凡从事战争者，必先训练使用武器，必须熟于围猎，如何迫近野兽， 如何遵守秩序， 如何依人数多寡，包围兽类。”联系冒顿灭亡东胡之前给东胡的“甜头”，从军事角度分析，冒顿在白登之围中给刘邦的这个解围一角的“甜头”，更像是鱼饵。但当时僵持的战局逼迫着身经百战的刘邦只能硬生生吞下这个鱼饵。这时候，陈平出现了。历史上的陈平不是那个后世描写的谋士般的形象。当时他的官职是护军中尉， 汉帝国军队里的高级军官。
历史上记载的陈平奇计，也不是那个“宫斗奇计”，而是一个重要的战术建议。陈平建议，士兵手持强弩，以战斗队形，徐徐撤出围困。草原上的哲学是，面对强壮的敌人要主动退让，以减少己方的损害。野狼捕猎时也是让开最强壮的猎物，只攻击病弱者。匈奴的哲学更是如此。面对着围而不乱、退而不溃，严阵以待的汉军阵列，匈奴人找不到发动致命一击的契机。此时，前来救援的汉军也赶到了。因此冒顿单于只能撤兵北返，汉匈两大帝国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果，但双方也在这次碰撞中体会到了对方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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