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4日，苏共代表大会上，叶利钦直接走上讲台，塞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篇稿子，后者一脸茫然。叶利钦用粗壮的手指指着戈氏，横眉怒视，大声吼道：按上面的念！现在就念！
随后，在一阵哄笑声中，叶利钦宣布停止发动政变的苏共在俄罗斯的一切活动，会场上立即响起了持久的掌声。
摄影师当场记录了苏联历史上这惊人的一幕。
4个月后的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宣告正式解体，分裂为十五个国家。随后，那面镰刀斧头国旗在克林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戈尔巴乔夫将象征着最高权力的“核钥匙”移交给了俄罗斯的叶利钦。
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时代的开始。但俄罗斯依然在强人政治的惯性上回旋。
与软弱的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的粗犷、强硬、铁腕给予俄罗斯人莫大的希望。在叶利钦当众羞辱戈尔巴乔夫的五天前，亚纳耶夫发动了“8·19”政变，软禁了戈氏。叶利钦果断出手，武装控制了俄罗斯，夺取了苏联的控制权，重获自由的戈尔巴乔夫已回天乏术。
俄罗斯是一个推崇强人政治、政治强人的民族。对权威的信仰，根植于这个民族基因之中。他们推崇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斯大林以及如今的普京。
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被强人政治统治。在飞禽走兽时代，人们只能寄托在强人政治的庇护之下才可能获得一席生存之地。
从地缘政治来看，俄国、日本地处“边境”，环境恶劣，德意志在俄法夹缝中生存，三国都渴望强人政治以拓展生存空间。日本学者内田树在其《日本边境论》中阐述的“边境”不安心态，驱使三国民众强烈地拥抱政治强人。
俄罗斯人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联之所以能与美国一争高下，依靠的是强有力的的领导。但是，很多人忽略的是，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早已被勃列日涅夫透支殆尽。
戈尔巴乔夫试图掩盖虚火，调整外交战略，向美国及欧洲展开“和平攻势”。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戈尔巴乔夫向里根提出，美苏10年内各自销毁全部核武器。戈尔巴乔夫试图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提出“共同欧洲家园”的构想。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动的“改革与新思维”从根本上放弃了列宁、斯大林开创出来的道路。当时，苏联人渴望向“资本主义国家看齐”。戈尔巴乔夫造成了当时苏联人意识形态的混乱。
很多人说，戈尔巴乔夫还没成为政治强人就被干掉了。这其实是改革者的宿命。一位真正的改革者是既得利益的掘墓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成为政治强人。但是，俄罗斯人依然对强人政治恋恋不舍。
叶利钦接管俄罗斯后，鼓吹民主政治，推动自由化改革。但是，叶利钦的民主政治其实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化改革其实是发展寡头经济。甚至，连普京都是这样认为的。
叶利钦将国家权力集于一身，实施总统制。1993年，叶利钦获得了关键性的府院之争，他主张的以总统为绝对优先的宪法制度获得了公民投票的支持。换言之，叶利钦这位政治强人，俄罗斯总统制这种强人政治，是俄罗斯多数民众的选择。
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非常之时，非常之策。在过渡时期，俄罗斯需要政治强人的领导。其实，叶利钦也是这么想的。
叶利钦毫不避讳地说：“我并不否认在宪法草案中总统权力的确非常可观，但是你们还想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沙皇和领主们长期统治的国家，一个集团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一个上述利益的代言人没有清楚界定的国家，一个正式的政党才刚刚诞生的国家，一个纪律性不强、人们漠视法律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你们能仅仅依赖或主要依靠议会吗？”
他还说：“这不是一个关于叶利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人民的问题。人民需要一个官员，他可以对人民提出的要求做出答复……（在新宪法中）俄罗斯总统需要足够的权力使之能够改革这个国家。”
如此，这个国家什么时候似乎都是特殊时期，什么时候都需要非常之人。叶利钦有两大的政治遗产：一个是超级总统制的强人政治，另一个是为总统制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政治强人——普京。
普京在接过叶利钦的权杖时，也发表了俄罗斯需要政治强人的言论。他说：“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俄罗斯的宪法围绕着政治强人而制定，叶利钦当时是如此，普京如今也是如此。
普京此次修改宪法，目的是为他创造一条远远超出目前任期限制的继续执政之路。这次修正案将普京总统任期的计算“重置”为零，如果2024年普京继续当选，那么他将可能连任到2036年。
然而，这一切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选择。
在苏联岌岌可危之时，戈尔巴乔夫搞了一个全民公决，结果超过76%的人愿意保留苏联。这说明俄罗斯人依然渴望在强人政治下生存。
苏联真正掘墓人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家的政治人物。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沙希利·浦洛基在其《大国的崩溃》中指出：“正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精英不愿意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或许，自由在俄罗斯人心中并不是必需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自由在人类史上大多数时间都不是第一诉求。这是因为脱离于强人政治，独立生存，自由竞争，需要付出代价。
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所说：“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自由的另一个代价，是对不完美的宽容。如果世上的任何不便，都成为向某些‘救世主’让渡更多权力的理由，那么，自由就会被侵蚀殆尽。”
政治强人对应的是政治弱民，至少是个人意志的弱民。“战斗民族”的民族意志力是惊人的，经过无数次恶战的淬炼。但是，这种民族意志力寄托于政治强人、集体力量之上，而非根植于个人的意志品质中。
个人的意志品质是一个民族的稀缺资源。如果个人没能形成勇气与责任的意志品质，这个民族只会长期生存在强人政治之下。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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