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认为企业家是一个褒义词，而资本家则是一个贬义词，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可能是李嘉图。李嘉图胜过他的前辈斯密之处是，他善于观察社会问题，提出了斯密之前忽略的分配问题。李嘉图认为，地主、资本家、工人的收入对应的是地租、利息与工资，地租、利息与工资构成了社会分配。
由于古典主义坚持劳动价值论，李嘉图的分配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相结合，最终导向了剥削理论。剥削理论认为，所有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和地主是剥削阶级。
在古典主义者中，只有萨伊实现了突破。萨伊的分配理论框架与李嘉图一样，萨伊学说基于效用价值论。萨伊认为，收入分配取决于有市场效用，没有市场效用的产品再多劳动也一文不值。
但是，萨伊的洞见，直到1870年代的边际主义才广为流传。边际主义用效用价值论否定了剥削理论，但也没肯定企业家的作用。
后来，奥派的第二代传人、熊彼特的老师庞巴维克在著名的《资本与利息》中，使用时间价值，解释了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合理性，肯定了企业家的价值。这就是时差利息论。
为什么会产生时间价值呢？
庞巴维克认为，由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多数人都渴望把握当下而不是未来。所以，在迂回生产中，企业家必须战胜多数人无法克服的“意志上的缺陷”，将收益交给未来。
米塞斯、哈耶克在庞巴维克的时间序列的基础上，加入知识分散理论，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企业家理论——企业家在迂回生产、跨期调节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分散的实践知识，用创新应对不确定性风险。
庞巴维克、米塞斯与哈耶克被认为是为资本家辩护。熊彼特则将企业家从资本家中区分出来，跳出剥削理论的争议，为企业家找到了“创造性毁灭”的角色定位——深入人心。
企业家给工人支付工资，买断了未来的收益权，承担了跨期的风险。冷暖只有企业家自己知道，盈亏只能交给市场概率。企业家能做的不是赌，而是相信概率，增加赢的概率。
如此，企业家的争议则大大减少。
不过，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依然发生了问题。在斯拉法看来，劳动者靠工资生存，资本家“用商品生产商品”；资本、商品是自由流通市场，可以高效配置，而劳动者天然不是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通。
因此，经济正在往不利于劳动者与工资的方向发展。
斯拉法的洞见令人惊叹。事实上，最近四十年，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华尔街的纸醉金迷与美国铁锈地带的芳草萋萋、新兴国家的血汗工厂，形成鲜明对比。
欧美企业家在全球迂回生产，将工厂搬迁到工资低廉的新兴国家，将公司注册在免税区，将资本管理及技术研发留在美国。凭借资本与商品的国际自由流通，跨国企业家及投资者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利润最大化。
反观劳动者，受制于国籍及跨国雇工，多数只能停留在本土就业。五大湖区的一些产业整体迁移到海外，这些工人无法到海外就业，全体都面临失业。新兴国家的工人又无法到欧美国家，只能在本土拿低薪。
跨国企业家两头通吃，劳动者只能在本地吃土。企业家，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多争议。
有人大喊“别让李嘉图跑了”，背后深层次的矛盾便是斯拉法的洞见。李嘉图可从中国跑到英国，可以在全球规避风险，但是普通劳动者无法做到。
这就是资本有的选、劳动没的选的矛盾。
如今，中国经济换档降速，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一些企业家试图效仿李嘉诚在全球配置资产以规避风险。这种做法是否属于企业家的自由？若是，劳动者的自由流通又如何保障？若不是，资本自由流通亦大势所趋、难以阻挡。
本质上，这是一个市场公平问题。
有人认为，若是关起门来赚得钱，定然是关起门来花，而无法转移出去；若是开放市场下赚得钱，定然可以转移走。
市场竞争越不公，人们对企业家的争议越大。现实中，一些企业家没有承担应有的跨期风险、没有技术创新，却获取垄断暴利。
美联储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出手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等华尔街银行家。这些危机的始作俑者没有得到市场应有的惩罚，美联储还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他们。危机时，他们“大而不能倒”；繁荣时，他们赚取的暴利也没有分给纳税人。
不过，这是市场制度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其实，企业家只是最有闯劲的一群人，他们敢闯敢干，敢于从事跨期调节、迂回生产工作。
让最有闯劲的这群人，保持对利润的饥渴以及对风险的敏感，经济才有足够的动力。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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