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时代,要么战要么亡

公元前 453 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联合起来,灭掉了当时国内最有实力的卿族知氏,瓜分了知氏占有的土地,形成了三分晋国的局面。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共同逼迫周威烈王将他们列为诸侯。春秋时代最强大的中原诸侯国晋国,就这样消失了。


(图)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也被异姓贵族田氏篡夺了政权。公元前 386 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田和成为田齐太公,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取代。战国时期的七个主要诸侯国,即赵、魏、韩、齐、楚、燕、秦,被称为“战国七雄”的七国并立的局面形成了。战国的历史,就是这七个国家进行兼并战争、比拼国力的历史。其间,又有策士穿插其中,纵横捭阖,呈现了一幅云谲波诡的历史画卷。

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合称三晋。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最为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

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齐国占有今天的山东东部、北部和西北部,以及河北东南部地区,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西)。

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楚国占有今天的湖北,以及河南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和安徽北部,陕西东南角,江苏西北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国是战国早中期疆域最大的国家。

(图)战国上承春秋乱世,中续百家争鸣,后启大秦帝国,图为战国时期地图

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而且也在东北开疆拓土。

西北方的秦国在经过二百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占有了西北高原大部。

除了这七个国家,战国初年,还有宋、鲁、中山、郑、卫、周、杞、蔡、滕等小国存在。这些国家在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中先后被灭亡了。

就在七国获得部分兼并战争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春秋时期那种各国交战点到为止、揖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战争。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军队。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的户籍制度和郡县征兵制保障了兵源的供应,一旦需要,各国可以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大军。一场战争,参加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都相当惊人。公元前 293 年,秦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人。公元前 273 年,秦败魏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人。公元前 260 年,长平之战,秦国俘虏了四十万赵军,而为了应付这场决战,秦昭王把全国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平。

公元前 251 年,七雄中最弱的燕国,起兵六十万攻打赵国。与此同时,战争转变为阵地战、攻防战,战争时间极大延长。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武灵王二十万大军攻中山,五年乃归。秦赵长平决战历时三年,赵国最终被打垮,但是秦国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图)长平之战遗址

春秋时期的战争还讲究“礼”“让”,贵族们在作战的同时,还表现出“不擒二毛”这样的绅士行为。进入战国,这些礼仪的面纱逐渐褪去,战争变得更为残酷和冷血。当代历史学家许倬云曾风趣地说,春秋早期的战车武士,已经习惯了跟成千上万骑士般的武士进行游戏似的战斗,如果他被请去率领一支十倍于春秋时期的军队,来打一场讲究计谋、残酷血腥的步兵战的话,他肯定会感到十分迷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相灵评价说,实际上,当时基本上各个诸侯国都是全民皆兵,可以说壮劳力都是战士,战争爆发了,可能都要出征的。

步兵的作用日趋重要。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评价国力的重要标准。车兵与步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统治者实行全民皆兵,普通百姓到年龄就征发入伍。

对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很难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诡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有远射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形大乱。所以,步兵的作用也日趋?重要。

高大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非常有效,各国纷纷兴建长城抵御敌人的进攻。内长城用于防御七国之间的相互征战,外长城则用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修建的长城,便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图)战国时期长城分布图

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设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隰对面决战。同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盛行,弓弩之类的远程武器开始进入工业化制造,并在军中普遍运用。

战略、战术的发展,让战争更加追求速度和灵活,而骑兵的兴起,使之成为可能。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

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骑射技能,行动轻捷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说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紧袖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

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

而秦国的强大,也跟它地处西陲,与少数民族接壤,早就学会了骑射有关。而且,秦国的疆域内,是中国最好的骏马出产之地,秦国的军事力量,与它拥有取之不竭的战马资源息息相关。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发展为单独部队,配合当时主要的作战兵种步兵作战。

(图)虎将骑射图

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之一。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 , 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战国七雄的军备竞赛。南方的楚国,在骑兵方面就明显处于下风。南方卑湿,不产战马。一直到汉初,位于南方的长沙国还给中央上书,希望允许到关中买马。

不过,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刚刚被人们掌握不久,正处于发展时期。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

冶铁技术推广以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水平,并发明了渗碳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戈、矛、剑、戟等手持武器质地因而变得坚韧锋利,杀伤力大大提高。

大转折——长平之战。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国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十七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

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龁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战。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军大败,四十万人降秦,秦将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二百四十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相灵评价说: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对战争来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军队,如果只把对方军队击垮而不消灭它,那么它明天可能还要武装起来,这样会为统一六国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通过这一战,就彻底把赵国的基本力量消灭了,赵国后来对秦国形成不了大的威胁,这是秦统一六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秦国因为赢得了这场战争,大大缩短了统一六国的进程。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对秦军几百年间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有记载,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得比较详细的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时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5年,山西高平永录村发现一处尸骨坑,出土了大量尸骨和刀币、布币等文物,专家经研究认为,这里就是长平之战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之处,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纪念馆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目前,在长平已经发掘出的十七个尸坑中,赵军将士的尸骨随意叠压,有的头盖骨上、胯骨上、胸腔内遗有箭头,有的四肢有明显刀砍痕迹。这些沉默的尸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也诉说着战争的惨烈与无情。

▌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权合作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