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端午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屈原留给后人的不光是端午与粽子,还是很多诗词,比如《九章·哀郢》。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会写下这篇文章呢?
公元前280年秦王派司马错攻打楚汉北之地,迫使楚国退出汉水以及割让了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秦所以这样用兵,就是要采取南北夹攻之势,拔鄢、郢,取巫、黔,迫楚东迁。这样一来,秦不但大大的扩展了疆域,增强了国力,使楚更加衰弱,以免除秦东进的后顾之忧。更为重要的将使秦可以北据黄河而有循长江,互为依恃的向东推进,东挟齐而北逼三晋与燕,为夺取天下打下牢固的基础。
秦制楚之战略,除上述之外, 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编年纪》为找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此简书于秦始皇三十年,上距秦拔郢都六十余年,下至司马迁著《史记》百二十余年,著者曾任秦南郡鄢令史,是极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来看下表:
秦遗客卿错攻楚之汉北,其战略目的便是攻邓,这是由其所在的战略要义决定的。古邓地在何处?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邓本为古国名,后为楚所灭,其地所在,旧籍多以河南之邓县释之,近年古邓器——邓公乘鼎、邓公牧簋之出土,为确定邓之所在提供了可靠依据,即今襄阳北郊山湾之古邓城遗址。襄阳,古为楚之北重镇,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欲拔鄢逼郢,必先夺取邓城。
秦攻邓城,只是拔取鄢、郢的第一步,所以尽管楚顷襄王割让了汉北、上庸地予秦,但秦王于第二年仍继派名将白起攻楚之鄢(即今之湖北宜城县),春秋时为楚之别都,因鄢水而得名。前506年吴破楚郢,楚昭王避吴难徙都于此,故又称鄢郢《秦本纪》称鄢邓者,为鄢乃邓之南鄙也。鄢是楚国北方的屏障,军事上的战略要地。《战国策》记载:“鄢郢者,楚之柱国也。”秦据鄢则郢都危,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知,白起率兵伐楚,循汉水东下取鄢以逼郢,正是从这一战略要求出发的。白起取鄢,先夺取夷水之滨的西山,然后决西山之水灌城。
在先秦历史中,引水灌城的亊是不乏其例的。以楚而论,前506年的吴王伐楚,也是引沮、漳河水而破郢的。白起引西山夷河水灌鄢,致数十万军民葬身,使楚军全线溃散。
当此危急的悄势下,楚顷襄王面临着艰难而严峻的扶择:是战抑降?是守抑迁?战无军力,御无守备,这是顷襄王十余年来贪图逸乐,不修武备所造成的恶果。同时,御敌抗秦又是顷襄王三十多年来所不取的政策。而夺取郢都则又是秦伐楚的既定战略方针。故对顷襄王来说,是战非所欲,且亦无力,而降亦不由己。迁都是东迁抑或是南渡?这恐怕是当时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这种争论,实际上反映了楚国当时的反秦与亲秦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虽然也不乏忠良之士,只是由于顷襄王自身亲秦的原因,他们或自疏、或遭放、或流落荒野,使他们无力搏击中流扭转乾坤,其结果是顷襄王朝大多数随王东徙于陈,少数如屈原若则南渡入湘。
关于秦拔楚郢的记载,以《楚世家》与《白起列传》载之最详。《楚世家》记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白起列传》记载:“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为南郡。”这样的记载,使我们了解白起拔郢之役的全过程:白起灌鄢→楚军溃散→顷襄弃郢→白起拔郢→火烧夷陵→顷襄东迁→秦攻竟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白起于拔郢都之后,焚烧了楚先王墓夷陵,白起破郢所烧之“楚先王墓”应是楚怀王墓,因为它较之其他楚先王,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对楚人的污辱也更甚,所以屈原才更为痛切的哀呼:“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
《九章·哀郢》正是在这样情形下由屈原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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