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业设计：木马计的软肋
上海，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最近十几年来一直瞄准先进制造业和更高附加值而努力。
按照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用工业设计塑造制造业新优势，可以帮助完成这项任务。
其实有一个说法是，由于中国轻工业品牌曾有百分之六七十属于“上海制造”，因此当时上海工业设计的市场和份额超过了今天上海在中国工业设计领域的分量。
但自从人们熟知的手表、电视等很多上海老品牌卖给了外地或民营资本，上海的工业设计公司不得不面对本地缺少制造业的尴尬。好在，它们还可以“往外看”。
“工业设计是整个产业链的前端，对上海经济发展尤其是转型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秘书长王乐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强调，这里的工业设计是综合设计，而不仅是外观。
这些最多年营业额一两千万元的小企业，正在践行《意见》改造中国庞大制造业的要求：“塑造制造业新优势。支持基于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新需求的设计应用研究，促进工业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推动工业设计服务领域延伸和服务模式升级。”
大公司的合同
美国奥的斯电梯公司是木马设计集团的第一份世界500强订单。当时美国人希望找到一家中国本土设计公司，以便更有针对性地研究中国消费者。
木马设计集团董事长丁伟从功能需求、心理需求等多个维度向对方解释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比如中国人是象形思维，描述山的样子时总会说“这座山像大象，那座山像猴子吃桃子”。
丁伟把变形处理的飞机翅膀造型应用在轿厢中，给人安全、轻盈的联想;轿壁采用镜面蚀刻板，让人感觉空间加大，缓解了处于狭窄空间的紧张感;还有可更换的颜色板随季节变幻给人冷暖不同的心理暗示。
他的分析让美国人信服。最终，奥的斯电梯公司计划推出的样机从3款扩大到18款。
在上海，世界500强一类的国际性企业是工业设计行业的主要客户。丁伟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虽然这些国际巨头都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仍有服务外包的需求，因为本土设计公司对市场和消费者更了解，其内部设计师也需跨界获得固定思维的突破。”
也有很多500强企业的供应链和制造都在中国，希望借助本土设计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结构设计的能力。
“它们每款产品的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完成，其余部分跟外部设计机构合作。”丁伟说。
世界大牌企业的特点是把产品、品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完整系统进行思考。木马设计集团曾与飞利浦公司合作研发一款销往非洲的太阳能阅读灯，用以解决撒哈拉以南10个非洲国家约1000万人的照明问题。
这个项目既解决社会问题，也使飞利浦获得品牌和产品价值的双重提升。
服务费用则根据一般性或战略性项目的不同，从几万元到一两百万元不等。世界500强企业往往有既定标准，像一个工时价格多少基本是“框”死的，“不过我们也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国内优秀设计资源不多，它们的选择也有限。”丁伟说。
但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总经理张善晋觉得，上海工业设计公司与国际巨头的合作多属外围服务，“说得难听点儿，熟练工都能做。比如一辆汽车，原始设计由厂家做，像三维建模、数据测算等需大量人力的，才会外包给设计公司。”
设计先行
“其他省市的设计公司多为本地企业服务。”张善晋举例说，广东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发达，当地设计公司贴着这个市场做些改改外形的服务，一两千元，几个小时就做好了。
作为中国工业重镇的上海有些不同。
如浙江省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接受了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内一家设计公司的建议，专攻卷纸制造。这家公司设计了一款外销欧美的卷纸，1年销量高达146万个。现在，这家浙江企业把所有卷纸设计业务都委托给了这家公司。
“这就是所谓‘设计先行’，只有这样才能和制造企业捆绑在一起。”张善晋说。
除了产品外观和体验，大企业对于工业设计的另一个需求是产品稳定性，如重复使用多少次后会损坏。
上海中仿科技公司总经理梁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任何工业产品都可用计算机进行数字化仿真，通过物理或数学手段，输入相应参数，计算出产品稳定性和寿命并加以分析。业内称为CAE，即计算机辅助工程。
“仿真设计”真正得到重视，得益于近几年国内工业设计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中仿科技公司也有世界500强客户，如通用汽车亚太总部、飞利浦（中国）投资公司等。
“很多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如果没有仿真认证，价格再便宜也卖不出去。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像航空发动机或关键部件，都要经过计算机模拟测试对比性能。”梁琳说。
在梁琳看来，仿真科技能使工业生产降低成本，同时提高效率、减少误差，提升产品性能，“它能无限接近真实，告诉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递进”。
但大公司有时会购买多种仿真系统作数据对比，且对供应商的调查比较严格，基础的程序、代码稳定性等都在考察范围之内。
“仿真科技、计算科学在国内基本集中在工程与制造方面。”梁琳介绍说，美国已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覆盖了社会科学、物理科学、国家安全、地球科学、工程制造、生命科学与医学等很多领域。
比如社会科学领域，像2015年跨年夜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如果用仿真科技进行模拟计算控制人数，悲剧原本很容易就能避免。
弱势的设计公司
其实与制造企业相比，上海的工业设计公司普遍规模较小，一年有两三千万元营业额已经是大公司。
“两者之间很难建立信用体系。”王乐毅说，像“分成”这种国外很流行的合作方式，设计公司无法掌握实际销售情况。
比如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园内的6号楼，被改造成33套房间，最小45平方米，最大不超过300平方米，是“拎包入住”的工作坊模式，有卫生间、淋浴等生活设施，因为设计人员常常没日没夜、以公司为家。
如果这些小企业的注册名称中有“工业设计”4个字，还能享受房租优惠——最低者每平方米每天0.8元，其他企业为每天两元。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原是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废弃的老工厂，现在园内已有机械装备、交通运输、家电等行业的103家企业。
“最初定位于‘工业设计’是巧合，但改造上海老工业肯定要加强服务业，工业设计就是为先进制造业服务的。”张善晋说。
在2010年7月该中心正式运行时，上海以工业设计类注册的企业约4400家，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者不到10%，基本都是“小微企业”。
究其原因，工业设计不像建筑设计、装潢设计等有行业标准，且注册资金只需3万元。
那时“人情接单”现象严重，很多设计公司第三期尾款都打了“水漂儿”，不但没有话语权，一旦人情关系改变，后续接单也出现困难。
大部分民营企业对设计不够重视，为了降低风险，往往让设计公司作简单模仿或产品改型;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判断一项设计是否成功也有难度。
而且“不专一”是设计公司的软肋之一，很多公司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
“现在整个设计产业的概念还很模糊，”王乐毅说，比如一些设计公司既为制造企业提供设计服务，也有自己的产品，该如何界定它是哪一类公司呢？
前瞻还是跟随
在张善晋看来，设计公司选择“落户”上海，是为了依托这座国际化的城市，为全国制造业服务，“我们的目标，是从制造企业的系统策略出发考虑设计方案，覆盖创意、外观、工艺流程、设计图纸等各环节。企业一拿到设计就能开模具、打样儿，进而批量生产。”
而丁伟觉得，中国设计公司应从单纯产品设计转向服务系统设计，从软硬分离到软硬结合，从孤立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
“世界500强的设计要求有前瞻性，喜欢从客户端出发，更多预知和寻找未来的问题。”他举例说，中国本土设计公司更关注竞争端，如市场上哪个产品好卖，所以跟随策略比较多。
2013年，上海工业设计总产出为636.29亿元，约占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的7.6%，在文化创意服务业的10个分行业中排名第7位。
“专做设计，企业很难做大。”王乐毅说，设计品类应专业化，但公司整体会进一步交叉融合，既可做设计服务，也可做产品，虽然不一定有工厂。
丁伟希望以“创投”的思路来壮大公司，主要是面向发展中的制造企业，以服务换取股权比例。
2014年下半年，丁伟与马鞍山市合作建立马鞍山工业设计中心，提供模式、经验尤其是团队的输出与培养。
“大城市的设计力量很容易聚集，而小城市的传统制造业需要创新力量却得不到。”丁伟说，双方期望打造一个区域创新发动机，服务于当地制造业，2015年起以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速度辐射周边。
上海什么都有，但没有“特别”的
不过，目前上海工业设计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人才缺乏，尤其是掌控系统架构的总设计师。
就像前些年，中国高铁生产企业都要请外国设计师来设计，但其实做管理工作，把工作拆成“部分”返回中国，由国内设计师来完成。
上海有设计院系的高校约30多家，王乐毅觉得“看得上眼”的只有同济大学：“其他学校还停留在‘搞外观’的阶段。”
今天的产业需求是从单纯工业设计转向协同，比如设计与计算机、商业模式或机电一体化的协同，“真正的设计需跨界，但国内专业教育比较割裂。”丁伟说。
在王乐毅看来，除了人才培养，整个制造业都应重视创新设计，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把内设的设计中心“切出来”。
2010年，上海被联合国授予“设计之都”称号。与上海相比，国外“设计之都”多是小城市，像奥地利的格拉茨只有几万人口，但20%都是学生，能不断提供新鲜设计力量，欧洲汽车的设计都集中在这里。
“国外很多设计师专注于一个方面的研发。”王乐毅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世界知名女鞋品牌菲拉格慕的博物馆时，他发现该品牌一双鞋有100多项发明专利，脚跟比例、如何弯折、斜度多少都有讲究。
上海什么都有，但没有“特别”的。
工业设计在中国已有10年发展历程。丁伟觉得，设计师们积极探讨工业设计与产业融合的各种路径是目前的整体状态，有的打造自主品牌，有的致力于提高服务水平，有的在做社会创新或交互体验创新。
最终他们希望，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一部分的工业设计，能成为帮助企业快速制胜的王牌，就像特洛伊战争中那只悄悄潜入的木马。
作者：于晓伟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