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曾经提出过一个办法来解决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那就是向工厂征收税，征税的额度要正好等于工厂污染造成的社会成本。但是，他没有能明确，这笔污染税的税率是多少，才能等于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难题。
假如税率定的太高，意味着企业为污染支付了过高的费用。例如，工厂排污污染了河流，社会只需100万元成本即可恢复（包含损失赔偿）。但政府向这家工厂征收了200万元的“庇古税”。
这样，这家公司就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不利于其生产扩大化和社会福利增加。
所以，庇古认为，效率最大化的条件是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不管是私人还是社会，谁占了便宜都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如果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即社会占了私人的便宜，也不是好事。
如果一个人花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开发了一项新技术，假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他的这项新技术被许多人无偿剽窃使用，此时，边际社会纯产值就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或叫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
这一结果是严重打击这家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但是，可悲的是，当社会成本小于私人成本，即社会（大多数人）占了私人便宜时，大多数人往往欣然接受、乐此不疲。这时，极少理性者、正义者会承认，社会占了便宜，同样不利于社会进步。
那该怎么呢？
1959年，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晦涩难懂的论文，对庇古的外部性分析提出了挑战。
科斯认为，庇古主张用政府干预，即“庇古税”的办法解决外部性问题是错误的。科斯的主张是，只需要明确产权，即可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而无需政府干涉。
他的文章引起了杂志编辑阿伦·迪雷克托和一些著名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兴趣。不过，他们仍然支持庇古观点，认为科斯是错误的，但想邀请科斯去芝加哥，让他将观点说清楚，然后好好教育他一番。
于是，一天晚上他们约在了迪雷克托家中会面，当时到场的经济学家有马丁·贝利、米尔顿·弗里德曼、阿诺德·哈伯格、格雷格·刘易斯和乔治·斯蒂格勒。一场经济学的“鸿门宴”在等着科斯。
然而等到结束时，这些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见证了经济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科斯指出，产权制度的安排有助于克服外部性，通过市场交易解决问题，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科斯相当于将问题重新拉回到市场框架下来解决。
科斯的表述令人脑洞大开。他用一头牛从一个牧场溜到邻居的土地上破坏农作物做例子，阐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牛吃了邻居的小麦，并不一定是牛的错。在科斯看来，牛和农作物的外部性都是相互的，不存在对方不公平。
科斯在他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阐述的更加具体：“问题通常被认为是A对B造成了损害，从而必须决定：我们应该如何限制A？但这是错误的。”
科斯逻辑是这样的，假如这块地的产权是明确的，那么牛吃了小麦，牛的主人和小麦的主人就会开始博弈，这个博弈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如果价格合适，牛的主人估量着卖牛肉利润可观，就愿意支付这笔赔偿，而小麦主人也愿意种植小麦给牛吃。或者说，小麦主人愿意把地租给牛的主人，牛主人扩大牛的养殖。
这样他们双方就达成交易，成了合作方，皆大欢喜。
当然，这里面还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种植小麦更划算，或者小麦的农场主有很多人，等等。
科斯做了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只要把产权确定下来，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就会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通过自由交易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后来，斯蒂格勒将科斯的理论命名为科斯定律。
其实，在科斯看来，牛吃小麦其实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要做的不是打破这种行为，或者让政府征税，而是建立一种产权制度，让市场发挥作用。
环境污染常常是一种厌恶的公共用品，负外部性定然是损失。但是，按照科斯的观点，如果将产权确定为私有产权，环境污染就变成了私人用品，并不存在厌恶不厌恶，只要达成交易，那是皆大欢喜之事。环境污染这一负外部性，触发了一种利于社会进步的市场交易。
养猪场给私人土地造成污染，那么土地主人可以找养猪场协商，以一定的价格达成交易。养猪场就相当于支付了一笔污染费，将污染物排放到私人土地上，土地主人也愿意“出售”土地供其排污。
价格机制为什么比政府征税更有效果？
上面我们讲到，“庇古税”或政府干预，政府无法确定税率多少、排放标准多少，是最优的，即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但是，价格机制却能够知道最优答案。通过价格机制，每一个受污染者可以与污染企业达成交易，从而确定二者的最优边际产值及成本，最终促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所有受污染的私人成本总和）。
所以，张五常先生说，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耗散的合约安排。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满意的赔偿，企业则支付了价格机制决定下的污染成本。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帕累托最优的条件，隐藏在每个人的交易价格之中，而非由税收决定。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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