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人的心灵史 ——专访老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

七十年代人的心灵史——专访老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

2014年,作家徐则臣成了双料王,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鲁迅文学奖。12月底,身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的徐则臣除了日常的工作,忙着收获各种好消息,“搜狐读书2014年度小说”“新浪十大好书”。接受本刊采访时他的《耶路撒冷》,从2014年3月出版以来已经加印到第四版了。

荣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各种作品研讨会和讲座,还有朋友们的围观赞叹,微信圈里他解释为“主办方的安排”。

1978年出生于苏北农村的徐则臣,脸上还带着几分家乡人的憨厚与质朴,应酬的场合,他沉默寡言。但是谈到文学,他立刻言辞敏捷、思维活跃,目光也锐利起来。

近日,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徐则臣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写开了

《耶路撒冷》45万字,写完这部小说,徐则臣才觉得自己“写开了”。之前,他已经发表过三部长篇小说,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大约有150万字的作品。但这部《耶路撒冷》从萌发到完成,用了六年。

他写作有一个习惯,对某个词或者某句话比较感兴趣,就写下来,贴在墙上。“耶路撒冷”最初也是墙上光秃秃的四个字,没有任何故事,只是觉得特别适合做长篇。“你突然遇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之后,它自然而然地往那个方向去了。”

一开始,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小说里,却发现根本装不下。试了很多次,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式。2010年,他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有一晚睡不着,突然想,为什么非要装进去,而不拎出来呢?

他当即爬起来,列出30个问题,反复推敲。后来,又问过许多同龄的外国作家,阿根廷的、德国的、白俄罗斯的,问他们的困惑和焦虑。

渐渐地,《耶路撒冷》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眉目,自然形成了这种“前店后院”式的结构:每一章,前面是小说,后面是专栏,交叉推进。

为了把故事与专栏区分开,他在文体上下了功夫,专栏是轻松的笔调,和主体故事有联系,又若即若离。

徐则臣说,他已过了单纯讲故事的阶段,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讲故事。他写《耶路撒冷》有一个野心:梳理70后这一代人的心灵史。他希望,这件事,他做了别人就不用做了。

到世界去

只看书名,会以为《耶路撒冷》和西方有关。翻译成英文时,有人建议改掉,他坚持不改,“肯定不能动。改成什么?难道改成《北京人》?”

实际上,《耶路撒冷》写的是一群小城青年,一帮离乡的70后。那时的故乡还是郊区,跟土地还有关系。十几年后,故乡已跨越式大发展,变成了城市,它可以人为地给自己制造文化,虚构一段历史,建一个纪念馆。在小说里,这是虚构;在现实中,是非虚构。

徐则臣觉得70后的乡愁有别于其他年代生的人。“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比如莫言,他回到故乡依然能往哪儿一蹲,抽根烟,聊聊天,有天然的认同感。而我们回去后会特别尴尬,变得拘谨。”

像小说里的人一样,在北京呆久了之后,徐则臣回老家“不敢看来人”。他觉得有点难为情。他时常想,隔着这么漫长的时光,怎么弥合两个人身上的观念和差距。他想回到从前的关系中去,但中间横亘着比北京到故乡更远的距离。这让他觉得难受。回乡,成了一场逃窜。

于是,他要“到世界去”。《耶路撒冷》中,有一章叫“到世界去”,这四个字被反复提起,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暗号。书中写道:“必须到世界去。‘到世界去’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过日子。”

英国作家奈保尔说,我是一个小岛长大的人,所以对外面很向往。徐则臣觉得有道理:“我是一个小村长大的人,所以要到世界去。”

年轻时,觉得更广阔、更大的地方就是世界。多年以后,他发现内心最为安妥的地方,可能就是故乡。“世界”在哪里,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在徐则臣看来,故乡和世界的关系在不断置换,由绝对的地理空间变成心理空间。所谓“到世界去”,就是不断地离乡、返乡,直到抵达内心最安妥的地方。也许找了一圈,世界就在家门口。

徐则臣认为,70年代生人,对“故乡和世界”的关系体会最为深刻。因为当时中国正经历着转型、变革,他们那一代是最充分的时代体验者。相比上一代,他们更敢于到世界去;相比下一代,又更固守乡土。

“你不可低估他们,他们的奋斗、爱情、生存压力和理想焦虑,以及对社会的推动力量。”徐则臣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一条“意义的狗”追着跑,“一本小说我为什么要写它,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对读者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如果说服不了我自己,我就不会写这个东西。”

通常作家的写作资源有两个,一个是童年,一个是故乡,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徐则臣的故乡在苏北,那里有一条运河,流淌着他们那一代人的怕和爱。

穿越北京

《耶路撒冷》之前,徐则臣写过一些“京漂”小说。其中一篇《跑步穿过中关村》,英文版翻译成《Running Through Beijing》 。徐则臣认为译得不错。“中关村国外读者没有感觉,北京更能唤起阅读的欲望。”

十几年前,徐则臣第一次来北京,准备去北大参加研究生面试,正赶上沙尘暴,整个北京灰头土脸。“坐车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哭了,天安门怎么长这样?感觉受到打击。”不过,他知道,北京是适合文学生长的地方。

在北京,徐则臣见过各色不靠谱青年。小说《啊,北京》中的假证贩子边红旗,之前是江苏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假证贩子,也是一个专科生……知识似乎不足以改变命运,于是借人物之口发问:“我们为什么非要来北京?”

2002年,刚到北京时,徐则臣是一个“体制外”的人。“有一种漂泊感、无根感,在这个城市就是一个过客,随时可能离开,或者被清除。”

2011年,户口到了北京,“但好像北漂不仅仅和户口、编制有关,更重要的是跟你的认同感有关。”徐则臣觉得,他很难在心理上和北京达成非常自然的关系。

他问过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不是纽约人、巴黎人,但没有漂泊感,在一个地方呆烦了,卷起铺盖就可以去另一个城市。而中国的年轻人没有这个感觉,他的一个朋友在河南要生二胎,一共盖了35个章。

从苏北、南京到北京,在不同的城市呆过,徐则臣说,好处就是写得不会太离谱。对于北京,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土又最洋的城市。在五道口,可以看到玛莎拉蒂和拉货马车齐驱。

“纽约、巴黎、上海是自足的城市,具备充分的城市特性。北京不是,它是中国的一个缩影,有那么多乡土的东西。”徐则臣说。

残存的理想

《瞭望东方周刊》:《耶路撒冷》中,所谓的70后的人生问题,是不是个伪命题?因为这些问题80后甚至90后也都会遇到。

徐则臣:当时我也曾质疑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无非就是一个微观历史和宏观历史的区别。太阳底下无新事,上一代和下一代的问题不是绝对的,我只是想突出他们的特点。我觉得70年代比较特殊的原因是,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拐点比较多。这些拐点肯定对他们影响比较大。这个影响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内容中。

70年代的人,有一种残存的理想主义,有某种情结。但这种情结不足以强大到为了理想而放弃日常生活。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么勤奋,一部接一部像劳模一样,是他们多年培养出来的。你看像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又要出来了。70后依然想做劳模,同时还想把日常生活弄好。到了80后作家,对他来说市场更重要。

我们一方面想实现正大庄严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困于现实。这一代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疲于奔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表现得纠结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种说法,70后作家和50、60后比起来,作品好像要差一点;和80后比起来,市场又差一点。是不是比较尴尬?

徐则臣:我觉得这个比法是有问题的。一代作家的重要性跟这一代作家的象征性资本积累有关系。上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写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积累,你花了10年积累,怎么样也比不上人家。80、90后根本不和你比这个,他们和你比市场,郭敬明的一本书抵莫言的很多本。我觉得标准在这里不一样。要么都谈质量,要么都谈销量。你不能跟前一辈比质量,又跟后辈比市场。

深度与长度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中国中短篇小说的边界一直没有拓宽,意义还没有打开。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徐则臣:现在依然这样认为。我觉得西方这点做得比我们好,他们容易跳出来。中国现实主义的力量太强大了。一个是现实主义的潮流非常强大,第二是现实本身也非常强大。有时候作家容易沉溺于现实里。无论是你的生活还是创作,很容易被现实或者现实主义裹挟着走。跳出来就能够站得更高,重新审视。我总是说我们是在自己的惯性里写作,有的时候是在别人的惯性里写作。这个惯性就是现实主义这么多年的传统。现在,我觉得作家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跳出来。第二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跳出来。

我们确实有一个书写大时代的传统,历史转型期,大革命。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背景成了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人物反而被压抑掉了。相比而言,西方小说更注重写人,写内心世界,背景相对次要。而现代性写作恰恰是一种反观自我、反观内心的写作。当下写作,应该说写日常生活写得非常好,但只停留在世俗层面,这样一种文学表现,是缺少现代性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一本45万字的小说的价值在哪里?

徐则臣:有人批评中国的小说写得太长。你只要看看美国的小说,就会发现这种批评站不住脚。在美国,最好的小说家被奉为国宝大师级的,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厄普代克、品钦等,写的最重要的作品都是超长的长篇小说。德国也是如此,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等大作家,也都是以长篇小说闻世。但却没有人因为指责他们写得太长,原因在哪?我觉得长度本身不是问题,真正在于这个长度包含多少含金量。

作者:郑秋轶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