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加里·斯坦利·贝克尔走上演讲台脱口来一句：“生儿育女是投资耐用品。”台下哄堂大笑。
在贝克尔看来，结婚生子都是一项精于计算的经济行为。这不难理解，“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便道出了生育经济学的真谛。
但是，在避孕技术未改进之前，人们对待生育无法挥洒自如。
在避孕套发明之前，性爱的怀孕概率，是人类无法掌控的。人类无法将性爱与生育分开，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生育儿女的数量。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运动。
每逢国泰民安、春潮涌动，人口便大规模繁殖，最终导致人地矛盾、粮食不足，频频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世界不少地方都有记载，在人口繁殖高峰期，人们不得不选择杀婴的方式来缓解饥荒灾害。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避孕套发明之后，避孕技术将性爱活动从生育本能中脱离出来。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尽情享受欢愉效用的同时，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或何时生娃。
所以，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它将人口生育，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如此，人口生育问题，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避孕套，将人类从“马尔萨斯陷阱”中拯救出来。控制了人口的无序供给，按照市场原则供给人口数量和质量，人类经济才真正避免失控之状态。从此，人类生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当工资上涨时，人们愿意生育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劳动力供给。”
人类天然不是劳动力，人们生育的目的非常多，并不完全按照市场需要而生育。但是，当生育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时，人们更愿意为生育付出努力。
在数量型增长模型（技术水平保持不变）中，当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时，则发生规模经济。这时，投入劳动力越多，总产出越大，规模报酬递增，经济越繁荣。
例如，一条流水线（一亩地）：
投入2个劳动力，产出200单位，人均产值100；
投入3个劳动力，产出450单位，人均产值150；
投入4个劳动力，产出800单位，人均产值200；
投入5个劳动力，产出1500单位，人均产值300；
……
投入劳动力越多，产出越大，人均产值越高，即规模经济。
这就是“人多力量大”的经济逻辑。
这种增长模式，我们称之为“数量型增长模式”。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技术几千年基本保持停滞，非常符合数量型增长模式下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这几千年，人类经济增长完全依靠人口和土地的数量堆积。当人口、土地增长时，经济开始增长。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以及古罗马帝国，这些文明古国都是人口及疆域大国。在农耕时代，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呈正相关。
所以，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规模是数量型增长的根本动力。在工业革命之后，劳动力依然是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及维多利亚时代（1760-1900年）、美国镀金时代（1860-1920年代）、韩国江汉奇迹（1962-2002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年），二战后的德国、日本、英国，都是人口及劳动力增长最快时期，工业经济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以英国为例。在16世纪以前，英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均低于西欧平均水平。18世纪前半个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与农耕时代的低增长一样。
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人口增长率开始上升，1755年到1775年，英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0.5%。这个数据看似很低，但与过去及同期他国的零增长相比，已经非常突出。
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记录：“18世纪英国人口飞速增长，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了居住条件，提升了人口生育率、存活率，以及劳动人口的数量及年限。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让英国人彻底摆脱了千年严寒，降低了风寒病及相关疾病的发生率。
同时，农村人口迁移，也是英国城市人口及工业劳动力增加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情况类似。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1962-1976年的婴儿潮以及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迁移大军。这波婴儿潮的年出生率基本都在2%以上。这群人在20多年后（9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由于八九十年代执行严格的生育政策，这群青年育儿负担相对较轻。
过去四十年，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城市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8年58.52%，提高了40个百分点。
生育政策和人口迁移，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构成，中国数量型增长的关键要素。
所以，在工业时代早期，英国、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凭借人口的规模经济，带来大规模的数量型增长，创造了早期工业文明。
但是，规模经济并不会一直持续。
假如，一亩地上，投入1万个劳动力，结果会怎样？
产出可能不会增加，边际收益率和人均产值会大幅度下降。这样就不存在规模经济了。
那么，投入多少劳动力，产值最大？
当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规模经济达到临界点。再往里面增加一个劳动力，意味着边际成本要大于平均成本，也就是人加的越多，平均成本上升，人均产值下降。
所以，当规模经济达到临界点之前，存在大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大量的生产要素（土地和资本），不断往其中投入劳动力，经济产值大幅度增加。
正如美国西部运动时期，广袤的西部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大量新移民加入西部开发，触发规模经济。
过去四十年中国制造业亦如此，全球市场需求庞大，中国劳动力富余，引进西方现成的流水线及技术，不断往流水线及制造产业中投入劳动力，触发了中国制造的规模经济。也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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