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 年, 希腊独立革命爆发, 名满欧洲文坛的英国诗人正在意大利旅居，在长诗《唐璜》中写下了《哀希腊》这一诗篇。两年后, 他告别情人温暖的臂弯，带着经费和装备赶赴希腊，最终不幸感病葬身于兹。
这位诗人便是拜伦
他将自己的财产、精力和生命
都奉献给了希腊独立事业
（希腊-雅典，拜伦雕像，图片：shutterstock@Lazaros Papandreou）▼
几年后，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又创作了《克俄斯岛大屠杀》, 控诉土耳其人的暴行。
这些知识分子借自己的作品，向欧洲传播了一个基本的论调：欧洲文明有着共同源头（古希腊文明），支援希腊独立运动，是“文明同源”的欧洲人帮助同胞摆脱土耳其人野蛮落后统治之举。
“同源同种”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
此时的欧洲列强也有余力来碾压奥斯曼了
（图片：德拉克洛瓦《克俄斯岛大屠杀》）▼
不论这一论调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但欧洲舆论无疑大大偏向了希腊，并促成了日后欧洲列强的直接干预，开始了欧洲扶持希腊的近两百年历史。
地位最高的二等公民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希腊人与巴尔干的东正教徒都成为奥斯曼苏丹的臣民，作为非穆斯林群体自然成为了二等公民。
但奥斯曼政策对非穆斯林相当宽厚，非穆斯林可以组成自己的宗教社团“米勒特”，享有文化和法律上的自治，选择自己的领袖，只要他们按时缴纳人头税即可，甚至可以不用服兵役。
奥斯曼帝国和她取代的拜占庭帝国一样
都是地跨欧亚的包含众多民族和宗教的政权
所以保持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平衡，极其重要▼
而希腊人，凭借崇高的文化地位，又成为了这些非穆斯林团体之首。希腊东正教的主教不仅负责希腊东正教徒的事务，还取得了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罗马尼亚等巴尔干民族的管辖。
东正教毕竟在巴尔干有着上千年的积累
希望在欧洲方向大幅扩张的奥斯曼
必须争取到希腊东正教势力的支持或配合
（图片：YuG / Shutterstock）▼
在商业与金融上，希腊人更占有优势地位。突厥人不善于经商，贸易主要交给基督徒或者犹太人，希腊商人更是利用他们在航海方面的优势，支配着奥斯曼帝国的海洋运输和贸易。
比如奥斯曼与沙俄的贸易，就几乎为希腊商人控制，乌克兰敖德萨聚集了大量希腊商人，最早的希腊独立组织“友谊社”也在此诞生。至今当地依然有希腊广场，存在小规模的希腊人社区。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银行家，主要也是希腊人。
在帝国境内，不同族群“各司其职”
海洋属性的希腊人就是帝国海上事业的重要承包商
（图片：google map）▼
希腊人的文化与经济地位，很快转化成了政治地位。一部分希腊人进入苏丹的政府之中，形成了希腊人的官宦世家。自18世纪起，希腊人长期垄断了一些关键岗位，或负责外交，或者出任巴尔干地区的地方大员，他们被称为法纳尔人。
法纳尔人不光是奥斯曼宫廷管理巴尔干的助手
也是奥斯曼与欧洲各国交流的重要中间人
（法纳尔人-亚历山大·穆鲁兹与英国大使）
（图片：wikipedia@showWilliam Watts）▼
而多山的希腊半岛上，则出现了大大小小诸多希腊土豪或者匪帮，随着帝国军事实力的日渐衰落，不时有地方豪强造反，而帝国往往也只能拉一派打一派。几番招安之后，这些希腊豪强也大量进入地方政府之中。
虽然希腊与小亚细亚仅一海之隔
但海洋与大陆两种风格还是差异明显
基于小亚细亚的陆权大国想完全控制破碎的希腊半岛
还是挺难的
（图片：shutterstock@AridOcean）▼
总的来说，自从15世纪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统治巴尔干地区以来，希腊人与包括突厥人在内的帝国多元族群已经杂居相处四百年，彼此利益已经相互交错，语言风俗也或有间染，成了藕断丝连的利益共同体。
换言之，希腊人是地位最高的二等公民。他们生活稳定，在教育、文化方面也有一定自由，与西欧的文化联系和交流也未中断。凭借着帝国的倚重，希腊人甚至对巴尔干其他东正教徒也施加了很多影响。
建于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堂
（图片：tolgaildun / Shutterstock）▼
虽然小规模的冲突不时上演，但希腊人与奥斯曼帝国总体相处融洽，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利益交融的19世纪起义，而非矛盾最为尖锐的征服早期，是因为推动独立的星火不来自于内部，而来自于外界。在新的时代面前，运转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被催熟的革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在自由平等思想传播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国家这一新型国家建构方式：每个民族都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对内实行公民的民主。拿破仑战争向欧洲各地输出了这种观念，让合法性来自神授的王朝君主们胆战心惊。
拿皇虽然败了
不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和组织动员手段
已经改变了欧洲，并将改变世界
（对于进过巴黎的俄军，沙皇也要警惕三分）
（图片：shutterstock@Matthew Leigh）▼
在希腊西部，也出现了一个短命的伊奥尼亚群岛合众国。
虽然这个群岛国家也在今天希腊境内
不过实在很小，而且其存在也是个历史偶然结果
（图片：shutterstock@AridOcean）▼
在此之前，希腊的知识分子与商人也已经将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潮和革命号召带回了本土。
一部分希腊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国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改变生存状态。从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希腊人看到争取民族解放的可能性，但“友谊社”自身力量却不足，不仅规模不大成分复杂，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武装，仅靠一些匪帮作战。
来认识下这个组织——“友谊社”
其使命就是从奥斯曼帝国的手中解放希腊
（图片：wikimedia）▼
先天不足的革命力量注定更依赖外部援助，好在他们并不孤单。
同为东正教徒的沙俄与希腊人有着天然的亲近，有很多希腊高官在沙俄政府中任职，沙俄也有支持巴尔干东正教徒叛乱打击土耳其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与沙俄的有意支持，最终促成了第一个希腊独立组织的形成：1814年，希腊商人在敖德萨成立了友谊社，组织者都是见多识广的商人知识分子。
这里需要注意，希腊人并非斯拉夫民族
显然，俄国不止想做斯拉夫人的祖国
还要做全部东正教徒的祖国
可见，民族、宗教两手一起开疆，俄国人已经很熟练
（图中三种颜色分别表示东、西、南斯拉夫民族国家）▼
此时的奥斯曼已经垂垂老矣，外有沙俄波斯这样的宿敌环绕，内则主上昏庸，地方割据。17-18世纪的众多苏丹都是平庸之辈，帝国内部各种机构的大小官员任人唯亲，出现严重腐败。以往帝国视为支柱的近卫军系统也十分老化，抵制苏丹的改革。
原本维持帝国良好运转的机制开始失灵，民族和宗教矛盾引发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地方上的长官——帕夏们也多次掀起叛乱。
1820年，镇守希腊地区的阿利帕夏和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兵戎相见，各类地方土豪也纷纷起兵，巴尔干骚动不已。趁此机会，“友谊社”与各方取得联系，计划策动全巴尔干的基督教徒一同发难：一是多瑙河的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二是首都伊斯坦布尔，三是伯罗奔尼撒半岛。
虽然是多地同时发难
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仍很强大
彻底蚕食到奥斯曼帝国还需要一百年时间...
（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可惜，这些计划不切实际，大都落空了。阿利帕夏不堪一击，起兵一年左右就被奥斯曼政府军打败了；伊斯坦布尔起义没有实现，反而使得首都的希腊人惨遭血光之灾，东正教牧首也被苏丹处斩，举世哗然；作为这次起义主力军的多瑙河公国也没有得到俄国支持。
这主要是因为吃够了拿破仑亏的欧洲君主们，缔结了一项神圣同盟，互相不支持彼此的叛乱和革命，出事还应该一起镇压。沙俄就是靠积极出兵打击拿破仑，获得了欧洲宪兵的美称，虽然与土耳其素来敌对，但也不愿意支持希腊的独立革命破坏君主国门的共识。
这次虽然有宗教、民族主义双加成
然奥斯曼国运大限未至，起义者还是输了
（图片：wikipedia@塞奥佐罗斯·若扎克斯）▼
此外起义者内部也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彼此之间的内讧频频发生。奥斯曼苏丹为了镇压叛乱，求助于埃及，借来了战斗力更强的埃及军队，虽然起义军英勇作战，但形势对他们越发不利，到了1826-1827年，起义军已接近溃败的边缘。
为纪念希腊独立战争200周年
希腊成立了「希腊2021委员会」
筹备希腊独立战争200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二月公布了希腊独立战争200周年LOGO▼
大国干涉
山穷水尽的希腊起义军虽然没能感动欧洲各国政府，但吸引来了大批热血青年，尤其以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弥漫着对古典文明的崇拜，将希腊和罗马视为自身文明的源头，而文明之源希腊沦丧于野蛮的奥斯曼手中，更激起了广大精神希腊人的义愤。
这颇有一种寻根之旅的味道
保卫文明的源头，对抗野蛮的奥斯曼帝国
即使没有国家的支持，民间也要把十字军搞起
（图片：shutterstock@Gilmanshin）▼
拜伦的好友、诗人雪莱亦曾准备前往希腊, 但在成行之前, 不幸溺水身亡。苏格兰人托马斯·戈登在希腊军中充任指挥官, 并在日后出版《希腊革命史》，成了一名历史学家。法国青年则帮助希腊人建立了自己的正规军，包括一个希腊营和一个由欧洲志愿者组成的“亲希腊者营”。
欧洲各国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希腊委员会,积极帮助希腊独立政权募集资金, 并资助欧洲各地的志愿者踏上前往希腊的旅程。伦敦亲希腊委员会于1824年和1825年会先后向战乱中的希腊资助了两笔贷款，金额高达8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甚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国内发起了募捐，仅1824年５月就有3.2万美元汇往希腊。
他们远道而来为希腊人民的自由抛头颅洒热血....
不过无论成败，希腊人也确实记住了拜伦们
（临终前的拜伦，图片：showJoseph Denis Odevaere）▼
他们从希腊前线发来带有偏颇的报道，一味强调希腊的正义和奥斯曼的残暴，对希腊义军方面的暴行能避则避。最终，在欧洲舆论界促成了汹涌的民意。
欧洲各君主国虽然坚持正统性原则，不愿干预叛乱，但现实利益还是让他们不想放过削弱奥斯曼的机会，同时还互相提防，生怕他国干预而影响自己在近东的利益。民意也为干预决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一方面是科技和军事落后
一方面是国家动员能力无法和民族国家比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就成了列强眼前的肥肉
而各个独立势力正急需列强们的援兵▼
俄国、英国、法国都先后卷入其中，三方在1827年一起签订《伦敦条约》，并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牒。
该条约敦促停战，并承诺由欧洲强国保护希腊，并派遣联合舰队维护和平，还提出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民族分离的原则与“和解”的方式，把土耳其和希腊安排得明明白白。
奥斯曼苏丹当然要严词拒绝，欧洲三强联合上阵，先是打垮了土耳其和埃及的海军，迫使埃及退出后，沙俄又借口保护巴尔干基督徒，在陆上向土耳其开战——这就是第八次俄土战争。不出意料，土耳其落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承认希腊独立。
但希腊独立后，所谓的民族自决还是没实现。政府欠下了欧洲银行家的巨额债务，法国人充当希腊的军事顾问，英国人指导希腊政府的管理人，第一任总统卡普迪斯特里原来还是沙俄的外交大臣，这位回国的希腊侨民感叹：“希腊的命运掌握在上帝和欧洲大国的手里。”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久就要遇刺身亡，接下来希腊还要迎来一位德国巴伐利亚的国王。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shutterstock@Gilmans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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