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 6 月 18 日晚间，来自美国参议院的一项新提案，再次以保护美国技术创新为由，把矛头指向诸多科研人员和工作单位，此举引发科学界人士普遍担忧。
罗伯 波特曼 (Rob Portman) 和汤姆 卡珀 (Tom Carper) 分别是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PSI）的主席和高级成员，他们联合两党人士正式提出了一项《保障美国创新法案》（Safeguarding American Innovation Act），目的非常明确：即阻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获取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以及美国高等学校开发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
该法案的起草者花了一年多时间制定法案，其重点提出了以下措施：
1、惩罚故意不披露联邦补助金申请中的外国支持的个人，处以罚款和监禁不超过五年或两者兼有，并禁止接受联邦补助金五年；
2、加强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监管，要求国务院交流项目发起人对未经授权使用敏感技术的行为采取保护措施，并向州政府报告交流访问者是否有权使用敏感技术；
3、加强国务院的权力，在某些外国人寻求获得敏感技术、并涉及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利益时，拒绝向他们发放签证；
4、授权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与联邦拨款机构合作，使美国政府拨款程序标准化；共享受赠人信息；建立美国政府范围内的联邦受赠人数据库；
5、将接受外国资助馈赠的美国学校和大学的上报标准从 25 万美元降低到 5 万美元，并赋予教育部权力，以惩罚未能正确上报的学校。
该法案甫一公开，立即招致来自科研界的反对。反对者担心，该法案一旦通过，将限制学术界人才和思想的流动，这才是真正损害美国的学术发展。
图｜美国参议员罗伯 · 波特曼（来源：Science）
学术自由 vs 全面监管
权威期刊《科学》杂志对该法案的争议进行了报道。其中指出，一条颇具争议的条款是，法案将让美国国务院有理由拒绝任何被认为是与美国敌对的外国政府有联系的学者；同时法案还支持，未及时披露与政府关系的科学家或将面临严重的刑事处罚，包括入狱等。
换句话说，来自美国以外的国际合作者都要接受美国的科学规范，同时也将赋予白宫预算办公室新的权力，可以对科学研究领域展开空前的监管。
PSI 的负责人波特曼抨击美国联邦政府，在近 20 年时间里，一直对外国政府利用美国教育系统不够透明的漏洞，买通美国高校并对其施加影响的行为坐视不管。
提案的议员们也一点没委婉，矛头指向中国。委员会中的民主党领袖卡珀描述了 “中国政府是如何利用美国学术界开放、协作的特点，获取商业和军事利益。” 他认为该法案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同时塑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合作模式。
站在科学机构一边的人士则反击称，保护美国国家利益有必要性，但这项法案过度强调了对研究机构的监管。
美国大学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是一个由 66 个主要研究机构组成的联盟。此前，在该联合会的反对下，起草者曾对法案进行了部分修改，但该组织认为现在的版本措辞依然过于宽泛，这可能阻碍其他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到美国，进而损害美国的科学和经济利益。
一个关键的焦点集中在，该法案将赋予国务院拒绝任何人签证的权力，只需要国务院认定，这些人与敌视美国、破坏学术界诚信和安全的政府有合作。
事实上，法案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包括起草者波特曼在内的很多立法者都认为，中国成为一个科学大国的过程中，借力美国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这就引发了广泛的担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研究生、博士生来到美国深造，而该法案可能会让美国对他们关上大门。
更严重的是，该条款继续增加了国务院的权力，甚至没有限制。一位游说者表示，每个中国学生都可能被拒之门外，只要说他与敌对政府有着直接联系。
实际上，美国国务院为了限制被认为有较高风险的国外申请者，已经制定了其他的标准，有反对者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国务院还需要更加广泛的权力。
PSI 方面认为上述担忧没有依据。“法案的焦点在于坏人，”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科学》采访时表示，“绝大多数到美国的外国研究者都是好人，且美国需要这些人才。”
法案还授权美国国务院，若官员认为签证申请人获得的物品、技术和敏感信息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能拒绝或限制他们的活动。
目前美国已经有明确的规则，限制各种敏感信息、技术的出口。法案的反对者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利用新的条款，广泛限制从事非保密性研究的科研人员。这就会违反学术研究的基础：开放文化。
PSI 工作人员认为，在当前全球竞争的环境下，研究安全问题只是一种日常措施，但社会对此的反应明显过度了。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此举并不是要封锁校园，只是对大学和其他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来说，他们不需要让所有人都能接触到所有东西。
图｜罗伯 .波特曼的报告指出中国的 “人才招募计划” 具有威胁性（来源：Senate）
新预算策略卡位
去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开尔文 · 德罗杰米尔（Kelvin droegemier）成立了研究环境联合委员会（JCORE），负责研究从外国影响到性骚扰等问题。
该单位的第一个提案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推出，将是一项拟议的联邦共同政策，涉及披露外国支持的来源，其提案建议使 JCORE 成为一个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领导的新机构，命名为联邦研究安全委员会。
反对者质疑赋予 OMB 的角色，他们说 OMB 既没有 OSTP 对研究企业的理解，也没有与科学界的紧密联系，他们担心 OMB 的权限如此广泛，以至于可能会在许多优先事项中迷失方向。
PSI 的工作人员则表示，OMB 的影响力正是它被放在 “关键位置” 的原因。举个例子，工作人员讲述了 OMB 在执行法案中的角色，即研究机构提交一个通用的赠款申请。“如果一个机构认为它有独特的申请需求，那么 OMB 就有权力介入，并坚持要求对方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
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不满
高等教育机构对《保障美国创新法案》中的一项规定极为不满，该规定大幅降低了报告来自其他政府或外国实体的资助（包括物品或赠款）的要求。目前的标准是 25 万美元，在过去的一年里，教育部已经对几所重点大学进行了调查，他们称这些大学忽视了这一规定；大学方面则认为，政府从未明确表示过对院校的期望。
《保障美国创新法案》一举将监管标准降低到 5 万美元，从而让这场酝酿已久的争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所有超过 5 万美元的国外资助都要纳入政府监管范围。
“5 万美元不足以影响任何事情，”一位校方负责人说。“所需的额外报告工作却是一项重大的行政负担。”
但波特曼驳斥了这种批评，认为不能妥协。上个月，他在一次发言中概述了自己即将通过的法案，他说：“大学里有些人不喜欢我们的立法。我只想问他们，鉴于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研究成果被盗的情况，你真的会阻碍立法吗？当你从外国政府那里得到 5 万多美元资助时进行上报，这个要求过分么？我不这么认为。”
对研究人员来说，另一个潜在的争论焦点还有一项条款，该条款要求所有美国国际协议包含要求外国合作伙伴 “遵守美国的科学价值观” 的语言。表面上，这些价值观似乎没有争议，它们包括 “透明、互惠、诚信和择优竞争” 等。
PSI 方面的看法是，美国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具有透明性，使他们的工作可供其他人确认，根据其工作成果的优劣而不是其资历或职级进行评判，并与科学界共享信息。因此，他们认为，应该让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涉及外国同行）遵循相同的标准。
但一位游说者指出，这些原则比看起来更微妙。并非每个美国机构都对所有赠款使用 “基于绩效的竞争”。除了这些细节之外，要求另一个国家在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前遵循美国“价值观” 的尝试，可能会给海外研究人员带来诸多麻烦。
图｜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来源：新华社）
打压已经悄然进行
这项法案中有关国际协定的内容部分和其他部分在提交时被删除，可能会作为单独立法后续提出。此举是为了使法案与参议院各委员会的监督权保持一致。主要法案将由波特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处理，其他部分则提交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尽管一些议员赞同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以限制外国对联邦资助研究成果的获取。但部分国会观察家表示，由于管辖权问题以及不同党派领导人之间的猜疑，加上提出对联邦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全面监督，该项新立法或将难以在众议院顺利通过。
不过这项法案之外，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中国科研人员的打压已经悄然开始。
2020 年 6 月 12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负责人 Michael Lauer 曾对外披露了一项调查报告，该调查发起于 2018 年 8 月，针对 87 个机构的 189 位科学家展开，并对包括哈佛大学主席查尔斯 · 利伯（Charles Lieber）在内的一些著名研究人员提出了刑事指控，一度让美国生物医学界人心惶惶。
该调查报告指出，约 70％（133）的研究人员未能向 NIH 披露外国资助的收据，而 54％的研究者未能披露对外国人才计划的参与，被调查者中位年龄为 56 岁的亚裔男子，被调查者中约有四分之三拥有在研的 NIH 资助，近一半的人至少拿到两项资助，285 笔有效资助总计 1.64 亿美元。
接受调查的人中，有 41％（77 位科学家）已被禁止进一步参与 NIH 的审查拨款提案系统，且由于 NIH 对受赠人未能披露与外国机构的财政关系进行调查，约 54 名科学家面临辞职或被解雇，其中 93% 的案件中，隐藏的资金来自中国相关机构。
今年 5 月底，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还在计划取消数千名被认为与中国军方所属大学有关系的中国研究生和科研人员的签证。据估计，签证取消可能波及至少 3000 名学生和科研人员，而目前美国大约有 36 万的中国留学人员。消息人士称，受影响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将被取消，并将被驱逐出境，而那些已经身在美国以外的学生将不被允许返回。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 · 华盛顿大学知名的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教授，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研究，他曾发文评论中美 “脱钩” 现象，认为脱钩仍在进行中，可能远不止商业和技术领域，这意味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块在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已经在战略紧张时期被大幅减重。
但中美关系在诸多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脱钩，因为这势必两败俱伤。双方必须采取有效而紧迫的措施，让政府和社会层面实现“再挂钩”，而不是“脱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双方对话必须有实质性内容，而不是走走形式，否则双方的关系将更加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