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需要菜市场?

功成身退、避世隐居、修身养性,是从古至今全世界成功人士的共同追求。从群居灵长动物的本能来看,那些有能力独占空间和资源的个体,象征着品味、彰显了地位。但中国士大夫阶层可能是一个特例,在“小隐于野,大隐于市”这一流传千年的人生信条里,“野”只是一个低层次的诉求。而“市”,也就是拥挤喧闹菜市场,才是士大夫们的终极目标。

No:1壹

在农耕文明的体系中,如果说对动植物的驯养是血脉流转、对田地河湖的开荒是身体骨骼,那么菜市场,毫无疑问,是最核心的灵魂所在。是的,农耕之所以成为文明,并不是因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而是它达成了初阶的社会分工。

无论是擅长种稻的、栽菜的、饲鸡喂猪的、还是筑塘养鱼的,都需要精进的技术才能获得更高的产量。最终落地到以物换物,才能满足过得更舒服、吃得更好的自然诉求。同时,在冷藏技术没有成熟的时代,农副产品强烈的时令性和短暂的保鲜期,也让食材共享成了古已有之的文化:杀一头猪,一户人家吃不完,不如分享给十户;下回别家杀猪了,也有自己的份儿。这样一来,就保证了一年到头每个月都有肉吃。菜市场,就是农耕文明达成这种以物换物、完成食材共享契约的场所。而后,越来越多的手工业者也加入到这个生态中来,食品的深加工、服饰器具的打造、甚至民间精神文化产品的诞生,都在“市”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菜市场对于推动农耕水平上升、技术进步、社会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受到孔孟之道教育、信奉尊人重土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菜市场有着天然的好感,无论是称颂“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还是写下“当一个人对生活失去希望,就放她去菜市场”的古龙;一直到“见了菜市场,就让司机停车”的蔡澜。这种亲近菜市场的传统,在中国的精英阶层里从未中断。在他们眼里,菜市场是最能凝固饮食传统特色的典籍、最能彰显地方风物和市井烟火的画卷。但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菜市场,和文人诗词、方志纪略里的菜市场,严格说来并不算是一回事。

No:2贰

1864年,英国人托马·汉壁礼在靠近上海外滩租界的宁海东路,建起了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菜市场——宁兴街中央菜场。

在中国数千年的农耕史上,农副产品第一次被放到这样的物流集散中心,分门别类地销售。小到一个萝卜、一棵青菜,都必须到固定蔬菜区的固定摊位里选购。售卖者、购物者可能是从没见过的陌生人。这种形式的菜市场,打破了农耕文明熟人社会的社交环境,在经历短暂的新鲜之后,宁兴街中央菜场恶评如潮,上海人除了嘲讽洋人“奇技淫巧”“茹毛饮血犹如未开化之兽人”之外,还对洋人到奇怪的地方选购食材“目取而食”感到不可理喻。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种形式的农副产品市场,是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必然产物。

相对于熟人社会里的传统菜市场,宁兴街中央菜场牺牲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也失去了社交的乐趣,但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的物流分发系统和快速的货物中转——简言之,让非农业人口吃得更新鲜,也让农副产品流转更快,浪费更小。如今回头来看宁兴街中央菜场,已经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食物的新大门。

但可惜的是,仅仅三个月之后,第一家现代菜市场在百姓的口水里歇业关张。

虽然这只是历史浪潮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浪花,但无数这样的小浪花堆积之下,或许已经注定了后来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最终将在甲午一战后成为泡影。

No:3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管农耕文明的惯性多么强大,由集到市、由市入场的趋势无法阻挡。1985年,国内正式取消“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农副产品供销社就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一个新词出现在字典里:“农贸市场”。没错,这种代表农副产品自由贸易的“新模式”,其实一百多年前,在上海滩就已经出现过。

但20世纪80年代当家作主的中国人,已经远非大清末年的草民可比。在几代人目睹了世界剧变、整个地球被工业化改造,并亲身经历了从清末以来一系列的耻辱过往,感受了共和国建立来的荣光和奋斗后,民众很快接受了农贸市场这种能让人更快、更好、更准确买到想要食材的地方。1993年,全国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专业市场、城乡集贸市场等农贸市场形式,总计已经接近十万家。到2005年,全国营业额在亿元以上的农贸市场总数已经上千。今天的北京新发地市场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都是由时势所造的“英雄”。有趣的是,民间对“农贸市场”这个词的接受度并不高,在许多场合,中国人还是更喜欢称其为“菜市场”。这一古老称呼的延续,或许也是来自于农耕文化烙印于民族性格深处的好感。

No:4肆

几乎与菜市场在中国大陆重生同时,另一种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业态也开始生根发芽。超市。1984年,李嘉诚旗下的港资百佳超市进军内地;1991年,联华超市在上海创立;1992年,华润超市在深圳开出第一家门店;1995年家乐福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门店;也是1995年,永辉超市的前身“古利微乐”出现在厦门街头;1996年,沃尔玛进军中国……在那个物流并不发达的年代,超市的仓储、运输、分发模式难以保证生鲜食材的质量,所以当时的超市主要售卖包装食品和生活用品,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独立业态,更多情况下对标的是百货商场,与菜市场并不形成竞争。但在2000年前后,却发生了变化。永辉超市的第一家生鲜店“屏南店”在厦门高调开业,打出了广告语更是充满咄咄逼人的攻击性:“环境比农贸市场更干净,价格比农贸市场更实惠。”

在当时的环境下,市民都觉得超市的经营者“疯了”——超市干净的环境天然就应该包含更高的商品溢价,不可能比菜市场便宜;上架的商品没人买,也不可能和菜市场商贩一样拿回家自己吃,所以注定没有菜市场“新鲜”。新生的超市,和一百多年前上海菜市场遇到的阻力如出一辙。但幸运的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国家真的已经今非昔比,坚持了两年后,国内生鲜超市开始学习国外零售巨头,开启产地直采模式,套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此举为超市里的生鲜产品创造了利润空间,同时冷链技术的日渐成熟,也逐步从上游解决了食材“新鲜”的问题。此外,生鲜超市低密集度的工作人员,还完美解决了传统菜市场劳动力浪费的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2005年,国内第一个生鲜电商平台易果网上线,随后几年里,本来生活、天天菜园、我买网、一号生鲜陆续诞生。到2015年后,每日优鲜、盒马、叮咚这些手持投资的新生力量更是陆续入场,以互联网的算力重新演绎“菜市场”这个古老的行业。

从经济学来看,生鲜超市和生鲜电商,无疑是基于生活刚需的风口行业。但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满足了人类对于饮食多元化的本能诉求:一个生在钱塘江边、西湖畔的杭州人,有新鲜的杨梅吃固然是好的,但常常能以山东苹果、岭南荔枝、甚至新疆哈密瓜换口味,又有谁会拒绝呢?所以,我们真的还需要菜市场么?


No:5伍

事实上,菜市场本身,在这样“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之中,也在努力融入和自救。“农改超”是个近些年出现在新闻里的高频词。农贸市场超市化,以提供更优良干净的购物环境、更科学精准的品类划分和更统一标准的食材,防止二次污染,这是许多发达城市都在努力进行中的改变。不仅是下游购买者的需求,更是上游现代农业的需求。

另一方面,出于保护本地文化传统和饮食独特性的目的,一部分菜市场逐渐转变为“贩售+餐饮”的综合民俗旅游目的地,也是一个很独到的方向。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封存了农耕文明对菜市场中烟火气息的美好记忆,让人们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偶尔也能体会“从前的感受”,尝尝“小时候的味道”,这一点都不丢脸,也不反智。事实上,和我们有一样的农耕传统的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也都是这么做的。

但无论东京的筑地鱼市、还是巴塞罗那的博盖利亚市场,说到底,都只是调剂生活的去处而已,它们并不能取代麦德龙、沃尔玛们在工业时代的作用。

真正反智的,是那些生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却固执地前往污水横流的老派菜市场,寻找所谓“更新鲜”食材的,那些摆脱不了农耕惯性的人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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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ttias Eriksson.Carbon footprint and energy use of food waste management options forfruit and vegetables from supermarkets. Waste Management.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