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认为，跨期调节才是企业家才能的核心，且具有本质意义。奥派从企业家诞生之根源、作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家的价值。
从跨期调节的角度，我们可以透视到企业家根本上的与众不同的之处。企业家最大的与众不同就是从事跨期经营、迂回生产，而雇员则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固定收益。
早在亚当·斯密之前，爱尔兰经济学家、金融家查理德·坎蒂隆在其《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首次发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
这本书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经济学著作。有些经济学家，将坎蒂隆推举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而非斯密。
坎蒂隆分析了在经济循环中企业家的经济作用。
他认为，相对于一般按时领取工资的人而言，企业家应是冒险者。因为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还是要有一些人敢于冒险以期望将来获得利润。冒险的企业家对于循环的生产过程的良好运作和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企业家如何应对跨期调节带来的风险？
后来，亚当·斯密并未对此加以探索。相反，斯密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关注市场的效率而非企业家、技术及创新的价值。除了萨伊存有智慧之光外，古典主义集大成者都忽略了企业家。
到了新古典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推崇市场均衡及完全竞争，企业家沦为了原子式的主体。
所幸的是，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跳出了实证主义及市场崇拜，发现了企业家的价值。奥派将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经济利润的动力归功于为企业家。企业家顶着风险和压力，开拓创新才有利润和增长。
最为生动的解释版本来自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说，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简单明了。
熊彼特习得奥派的非均衡及米塞斯“人的行为”思想。
他说，当经济繁荣时，高利润吸引大量资本进入，然后收益率下降，经济衰退，预示着危机的到来；但经济危机时，大量资本流出，企业家被迫创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与新需求，吸引更多人购买，经济逐渐复苏，预示着经济繁荣的到来。
这就是熊彼特商业周期。在这个非均衡周期中，企业家从事的“创造性毁灭”的工作，推动经济波浪式向前。
熊彼特认为，技术是一个经济概念，即将技术引入经济系统中形成新的经济能力。他还提出，创新就是采用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拓新市场，获取新材料，建设新组织。
熊彼特对企业家之创新的精准解读无疑是实用而令人振奋的。奥派将企业家之创新归为实践知识的掌握及应用。
门格尔继承了法国经济学家杜尔阁的知识分散的主张。早在1751年，杜尔阁就强调：“交易依赖于大量不受人控制的、不断变化的情境，因此也不可能为人所控制，更不用说能被人预测了。”
在迂回生产、跨期调节的经济循环中，信息、知识被分散在每个人脑中。企业家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捕捉信息，然后创造产品弥补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利，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1916年，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在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指出完全竞争市场不会有利润也不会有亏损，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不确定性。
奈特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提出“捕捉不确定性获利”的主张，从而解释了利润与企业的存在。
哈耶克将信息分为分散知识和集中知识，奥克肖特分为实践知识和科学知识，波兰尼分为隐含知识和明晰知识，米塞斯分为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和关于类现象的知识。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信息是大量分散知识、实践知识、隐含知识、“关于唯一事件的知识”。
这些信息被分散在每一个人的大脑中，企业家需要不断地捕捉信息、创造信息，发现“错误”然后组织生产、跨期协调以获取利润。
所以，哈耶克说，企业家不是学者，不需要深入的知识，但必须掌握大量实践知识。
索罗斯的经典名言则比奥派、奈特的表述得更加详细、贴切和生动：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但是，正如索罗斯所言，“找到市场的缺陷是需要代价的”。有些人能吃千万种苦，但不能吃读书的苦。有些人能吃读书的苦，但吃不了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苦。后者，便是企业家所吃的不确定性的苦。
企业家从不确定性中生存，对风险的敏感是企业家的本能反应。
企业家依靠创新对抗风险，对创新的追求是企业家的生存本能。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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