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文章中我们提到,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当年美国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1920年至1928年间,美国前5%家庭的收入份额从27.5%增长到34.8%。而到1929年,美国0.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等于42%最贫困家庭的收入,即2.4万户最富有家庭的总收入相当于115万户中下层家庭的收入总和。
在昨天文章中我们提到,高度自由主义的美国能够容忍较大的贫富差距。但上世纪20年代繁荣时期的贫富差距增大也有点太快了——美国基尼系数从1919年的0.48增加到了1930年的0.589,这确实很难让人接受。
但那段时间,人们的消费还是很旺盛的,如果一时钱不够,还可以贷款消费。在《危机前的盛世》中我们就提过,人们不能一次性拿出钱买一辆车,于是有汽车厂商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发出了分期付款的办法,鼓励人们买车。
1920年至1928年间,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翻了一番多,从16.9%增至37.1%。截止1927年的美国人消费中,75%的汽车、80%的留声机、75%的洗衣机、65%的吸尘器以及25%的珠宝等都是以信贷消费形式购买的。
以上旺盛的消费贷款,是建立在未来比现在还好的乐观情绪基础上的,债务可以不出清,新债可以借来偿还旧债。但假如市面上流动性突然紧缩,积累起来的债务就变成了催命符。
1929年“黑色星期四”来了,股市大跌,流动性开始紧张起来了。
现代人看到当时美国家庭债务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37.1%,可能会觉得还好,不算太高。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金融业的“防火墙”还不多,还没有如今我们熟悉的一些风险管控机制。
比如当时的银行是混业经营的,不仅吸储,还做证券业务,甚至参与股市交易。于是股价暴跌很快就传导到了银行部门,大量银行破产。那些没有倒闭的银行看到情况不妙,也就纷纷惜贷。
这就加剧了企业的破产和个人消费的萎缩。
通缩螺旋开始了。人们开始节省,商品需求量下降的产业就开始裁员,裁员后这些丢了工作的人,购买能力进一步削弱,又会让商品需求下降,进入恶性循环。1929-1933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25%。在大萧条高潮的1932年,美国失业人口高达1150万人,失业人口相当于当时美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雪上加霜的是,1930年胡佛《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提升了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这就引发其他国家纷纷抬高对美国的关税,一时间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美国的出口额从1929年的从51.6亿美元下降到了1933年的16.5亿美元。
在内需外需都恶化的情况下,美国GDP从1929年到1932年的三年内降低了25%也就显得不那么惊人了。
后来人们批评胡佛当时坚持自由放任原则,可是自由放任在当时的确是深入人心的。按照当时的看法,1921-1932年,美国经历了12年共和党总统执政,一直自由放任,也创造了繁荣,胡佛看到之前的繁荣,会且只会继续在自由放任的路上走。
等后人研究起大萧条,有了更多的事后分析,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比如伯南克就曾分析,美联储应该在危机发生时承担起最后贷款人的重要责任。后来他成了美联储主席,在面对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果断放水,努力救市,保住了流动性,没有彻底跌入通缩螺旋。
但是,这也造成了很多副作用。比如奥巴马执政八年间,美国国债增加了9.32万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这给后继者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
虽然我认为特朗普的施政对美国并不利,但也得说句公道话,假如金融危机爆发在特朗普让任内,那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锅——之前已经积累了太多矛盾了,早晚要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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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巍, 李杰. 美国大萧条的逻辑起点:收入分配不公(1919~1929)[J]. 国际经贸探索, 2014(12):96-110.
辛乔利.现代金融创新史:从大萧条到美丽新世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