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基地”绑架的那五年

被“基地”绑架的那五年

这是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夜晚,月明天清,寒冷逼人。斯蒂芬·麦高恩躺在地上,凝视着天上的星星,他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到了下巴,在天空中辨认着小时候在南非上学时老师教的星座。

“一生中要能在这里度个假得多好啊,”他想,“如果我不是‘基地’组织的人质就更好了。”

2017年是斯蒂芬在“基地”组织做人质的第五个年头了,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伦敦的一所银行就职。所有人质里,他是唯一一个大冬天还想在帐子外睡的。因为除了能在空旷开阔的地方睡觉外,他的生活按部就班,处处受限。

每天太阳还没升起,斯蒂芬就要早起祷告。同他一起跪在沙地上做祷告的还有一名叫乔丹的人质,旁边站着绑架他们的宗教极端分子。

斯蒂芬回忆道:“我们只能在一个体育场那么大的地方自由活动,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绑匪友好的脸就会瞬间变得非常严肃。”

一到晚上放松的时候,斯蒂芬会努力和身边绑架他的人搞好关系。

“有些时候我也会想有点自己的空间。特别是当他们聚在一起,拿死亡和砍头开玩笑的时候,我已经受够了。”

晚上祷告完他就上床睡觉了。

“我一上床就会想起家人,想着他们是不是还在等着我回去,想着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一段冒险的旅程

五年前,斯蒂芬和他的太太凯瑟琳还住在英国伦敦的帕特尼镇,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他们两人十分珍惜在伦敦的时光。

斯蒂芬说:“我们有一大群朋友,周末我们会去乡村,骑车穿越南部丘陵,半路再去个酒吧。”

但是這对夫妻在2011年决定搬回南非,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乡。

在凯瑟琳想着回到南非时,但斯蒂芬却更想骑着摩托车穿越欧洲和非洲,将这作为他“最后一段冒险的旅程”。

2011年10月,斯蒂芬离开英国,开始了梦想旅程。在这期间,他途经法国,西班牙,到达直布罗陀,又穿过摩洛哥。之后他一路南下到了毛利塔尼亚,然后于当年11月9号向东出发前往马里。

大多数时间,他都和来自荷兰的摩托车手福克搭伴。有时候斯蒂芬想看看沿路的鸟群,他们就会短暂分开一段时间。

在马里首都巴马科拿到签证后,这对骑手本来打算继续向南前往布基纳法索,但在最后一刻他们改变了主意,和一群游客一起前往廷巴克图。

11月25号早,游客们在廷巴克图附近散步。等天亮了,他们开心地在市场转了转,然后在回旅馆前吃了顿午餐。

当一群男人冲进院子里的时候,斯蒂芬正在院子里放松。

“一个男人挥舞着手枪,另一个拿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站在门口。当时我以为他们是警察。”

斯蒂芬困惑不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听到同行者斯扎的妻子蒂莉向所有人大喊:蹲到桌子底下。之后他被拖上了车,被迫躺在一张网下面。

深入荒野

车子行驶在崎岖的沙路上。

“我们的车子和一些人碰了个面,然后向北开了差不多15个小时。”斯蒂芬回忆道。

长途跋涉之后,斯蒂芬、斯扎(斯扎的妻子因藏在一辆货车上而躲过了绑架者的搜捕)和约翰在马里北部撒哈拉沙漠中某地被放了下来。到那时,他们才得知自己是被“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绑架了。

这个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从众多宗教极端组织中成长起来的,其后一直在与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抗,并一直绑架非洲北部的西方公民,用以交换囚犯和资金。

共有17名极端分子看守着斯蒂芬等三名人质,他们都携带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

夜晚,他们要求人质上厕所,然后再将他们拷上链锁。每隔两周他们就会更换新的据点,这时人质的眼睛就会被蒙上。

斯蒂芬说:“有时我们其中一个人会萌生逃走的念头,这时剩下的两个人就会跟他解释,逃走不仅会置同伴于死地,而且也不太可能成功——毕竟我们在这里语言不通,而且也不知道去哪儿找水源。”

监禁的日子

2012年3月,马里发生政变,同时,马里北部的图阿格雷人武装与“基地”组织控制了马里大片地区。人质的家人和绑架者失去了联系。

于是“基地”组织要求人质至少要录15个视频,其中只有几个能传到他们家人手中。

“今天我收到了来自祖国的信。我在这里非常健康,他们对我也很好,”斯蒂芬在录像里说。这封信是斯蒂芬家人写给他的,但是录像一结束信就被抽走了,他连一眼都没看到。

在被监禁6个月后,斯蒂芬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和绑架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我不想自己在进入撒哈拉的时候还是个正常人,出去后就变成一个充满愤怒和仇恨的人。”

这是他决定转变信仰的一个原因。

斯扎和约翰也转变了信仰,然后,他们立马发现所受待遇有所提高。

比如,斯蒂芬可以读到家人寄来的下一封信了。

“能看到信真好,我妈说有人来家里修好了我的自行车,每个人都给他们爱和善意,”斯蒂芬说道,“我的妻子告诉我她去了我们朋友的婚礼,加入了一个跑步俱乐部。她说他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我早日释放。”

这同时也是斯蒂芬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他觉得自己永远都出不去了。

谈判斡旋

斯蒂芬的父亲麦考恩仍试图与“基地”组织继续谈判。

在这期间,他偶然得知一个名叫“施与者礼物”的慈善组织,这个组织曾经成功和“基地”组织谈判,让一名叫约兰达·柯其的南非人获释。

于是他代表斯蒂芬联系上了该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伊柴斯·苏利曼博士。

苏利曼博士答应帮忙。第一次尝试谈判是在该组织位于毛利塔尼亚的办公室进行的,但以失败告终,不过“基地”组织在2015年6月又放出了视频证明斯蒂芬还活着,这使得他信心大振。

“这段视频告诉我绑架者想要谈判。”苏利曼博士说道。

他在南非当地拍了一个视频,吸引当地可以充当谈判者的马里人。一个叫穆罕默德·艾依·迪科的人作了回应,一个月后他来到了马里。

“我告诉他,要让整个马里都知道他的出现和谈判目的。”苏利曼博士说道。

果不其然,迪科在一周内就联系上了“基地”组织的接头人。

“这个过程很漫长,需要很久。信息通过个人而不是电话或者邮箱来传递。”苏利曼博士说道。

2015年11月,“基地”组织发布了一个新视频,视频里斯蒂芬感谢“施与者礼物”慈善组织为他的获释所作的努力。

苏利曼博士看到视频后,开始向住在马里北部——即“基地”组织营地附近的人发起感情攻势。

他们向“基地”组织营地附近的村民购买骆驼,给他们食物,为他们挖井。最后村领导同意和“基地”组织商談释放人质的事情。但谈判又一次停滞了。

“‘基地’组织的老一代被说服了,但年轻一辈不同意,说这个先例一开就没有头了。”苏利曼博士解释道。

麦考恩继续为儿子的释放不懈努力着,同时还要竭尽全力照顾病重的妻子。

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信中说了自己的情况和妻子的病情,恳求他的帮助。

“我认为他看了信后会意识到他们需要为解救斯蒂芬做些什么。”麦考恩说道。

2016年12月,斯蒂芬收到了来自遥远的南非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母亲生病了,南非政府希望“基地”组织站在同情的立场上释放斯蒂芬。

2017年6月,斯蒂芬被告知自己将被释放,重获自由了。

“在5年半里经历了那么多起起落落后,那个时刻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斯蒂芬激动地说道。

自由的来临

2017年7月29号,斯蒂芬回到了约翰内斯堡,接受了身体检查,并向有关方面报告了情况。在此期间他一直不被允许与家人联系,于是他开始担心自己到家后会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化。

离家还有10分钟时,他才得知母亲2个月前就去世了,他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

“这太不真实了。我记得我当时想的是,‘我应该有什么感觉?’流泪吗?’”

“当我看到父亲从车里出来时,我开始鼻头泛酸,马上哭了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斯蒂芬描述着与父亲见面时的情景。

斯蒂芬回到家时,凯瑟琳正在打包一袋衣服,她本来是想去接机的。

“看到我后她用手挡住了脸,蜷缩着哭了起来。她看上去还是那么漂亮,这让我很惊讶。看到她真的太好了。”见到日思夜想的凯瑟琳,斯蒂芬激动地说道。斯蒂芬对自己为何释放一无所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南非政府交了420万美元的赎金。但南非政府否认了这一说法。不管怎样,斯蒂芬说,他对每一个为他的自由而做出努力的人都心怀感激。

重获自由后的生活

由于在沙漠里待了六年,斯蒂芬面对许多新资讯,时常觉得难以应对。同时和人交往也让他感到很困难。

但斯蒂芬说他比以前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比如雷雨天会进屋避雷,酷热时会找乘凉的大树。

他非常热切地想要弥补过去流失的时间。他已经去看望了他被困马里时出生的侄子和侄女。他还打算和父亲骑车旅行。

“我想让父亲动起来,骑骑车,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斯蒂芬说道。

还在沙漠时,他就下决心绝对不要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带着这个目标回到了南非。

“我不想要变得冷漠无情。”他说。

“如果别人有了问题,我会很理解,很同情他。”

“我希望我不会一直只走自己的路而不关心身边的人。”

作者:桃宝

来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