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德国人的叙利亚人
去年5月的某个上午，尤思拉·穆阿提躺在一个德国医生的办公室里，一只手紧紧握住丈夫阿德尔的手。这对夫妇刚刚得知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有些问题。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拿着B超设备扫过尤思拉的腹部，并在电脑屏幕上标出胎儿的头、两手和两脚的位置。又过了一会儿，她吐出了几个尤思拉和阿德尔从未听过的德语单词：染色体，三染色体细胞和心脏缺陷。
这对准父母看着显示器，终于明白医生说的是胎儿身体异常。之后，这名女医生用简单的德语句子，慢慢地告诉他们这个胎儿可能有先天缺陷或是疾病，即便是他们决定要这个孩子，他（她）也没法活到生下来的那天。
一家六口
同年7月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在医院检查两个月后，44岁的阿德尔和38岁的尤思拉坐在汉堡比尔斯特茨的家里，尤思拉戴着头巾，露出一双警惕的蓝眼睛。夫妇俩说医生建议他们做一次羊水测试，但他俩觉得这毫无道理。尤思拉已经怀孕6个月了，开始显身子了。她摸着自己的肚子说自己听说很多德国妇女是不会生养残疾儿童的，但她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都能从战火中生存下来，怎么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么安全的环境下都没法活下来呢？”
尤思拉已有四个孩子，分别是20岁的雷斯兰、17岁的阿米尔、13岁的高弗兰和7岁的优素福。他们都坐在母亲身边的沙发上。客厅的电视里放着叙利亚的战事，这对夫妇看着大马士革传回来的燃烧的建筑和各种景象，回忆着他们的过往。谈到未来，他们的声音很轻，一开始他们讲阿拉伯语，之后开始讲德语。对于他们还未出生的第五个孩子，他们希望他（她）的童年没有炸弹。
穆阿提一家，避难申请号为03301 A 2014，档案文件号587729，他们是成千上万个定居在德国的难民家庭之一。跟大部分的难民一样，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又跟很多外来移民一样，在这个国家享受有限的权利。直到前不久，他们还住在集装箱里，如今他们搬进了自己的公寓。尽管他们是以难民身份留在了德国，但是他们并不想背着难民档案号码在德国待下去，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德国长大，在这里交税，成为德国社会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前，这里都是我们的家，”阿德尔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孩子能否顺利生下来。
穆阿提的公寓位于郊区一栋八层公寓楼的一楼，隔壁就是砖块住宅社区。6个月前，他们搬到这里，接收了一个德国老太的家具。尽管整套公寓也就三间半房子，而全家一共有6口人，但他们还是把公寓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家人在客厅里吃饭做祷告，作为一个叙利亚家庭，他们通常赤脚坐在平桌前，桌上铺着一张蕾丝桌布;旁边是一组墙架，还是战后德国经济复苏奇迹时期留下来的老古董;地上铺着一张磨旧了的东方地毯，窗前挂着钩针编织的窗帘;门厅处挂着六把雨伞，家里人一人一把，全放在玄关的衣橱下面。穆阿提一家时常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撑着六把伞出门，在街坊社区里散散步。他们这个爱好也真是奇特，好像是在证明他们一家是多么喜欢糟糕的天气。
公寓有个小游廊，窗台下摆着一把白色的园椅。有时候楼上的邻居从阳台上探出身来，盯着楼下的穆阿提一家。从楼上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个鸟笼，一个矩形的花圃，穆阿提家的男主人在修剪山毛榉、除草。周日的时候还能看见这一家在搞烧烤。
穆阿提一家是这栋公寓唯一的难民家庭，但他们的德国邻居却说住在一楼的叙利亚家庭比他们的邻居还像德国人。
“德国人并不打算给我们太多时间，”阿德尔说。他知道德国人不会让难民在德国定居时间超过三年的。在这三年，难民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是邻居、就业办还是政府。作为一个养活四个孩子的家庭，穆阿提每个月能收到1800欧元的补助。德国人并不打算让他们还这笔钱，但是德国人希望穆阿提这样的难民能够学习德语，遵守法律，找一份工作。“三年内我们必须融入德国，否则一切都将化为泡影。”阿德尔如是说。
两年又七个月前，阿德尔和大儿子雷斯兰是第一批抵达德国的家庭成员。2014年秋天，他們离开大马士革，没有带上其他家人。当时雷斯兰还是个青少年，所以那会儿还不需要为叙利亚政府上战场。
他们穿过大半个北非，在撒哈拉沙漠里折腾了15天，然后抵达阿尔及尼亚。之后他们花钱找了蛇头，搭上了满载500人的木船，穿过地中海。他们谈起这段炼狱之旅时，仿如德国人去度假一样，丝毫看不出来当时的艰难。戴着棒球帽的雷斯兰说他们后来从未谈起过这段记忆，部分原因可能是在德国没人问及此事。
当穿过边境，抵达汉堡时，他们住进了垃圾焚化厂和高速公路隔壁的一处改装后的集装箱。他们一个德语单词都不会讲，部分原因是他们没有遇到一个德国人。
几个月后，妈妈和剩下几个孩子抵达德国，然后一家人搬到了易北河附近一个村庄的新建住宅区。那里没有高速公路，只有抱怨门口吵杂声的当地居民。
那时，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难来到德国，在慕尼黑，德国人用泰迪熊欢迎他们的到来;在德累斯顿，德国人搭起了难民帐篷。当时有个德国记者曾采访过穆阿提一家，问尤思拉能否给全家人拍个照，尤思拉说深感荣幸。
这部录制有穆阿提一家的纪录片今年在影院上映，并在德国慕尼黑电影节和欧美主要国家都进行了公映。纪录片描述一个叙利亚家庭初到汉堡的头几个月，全家六口人努力生存的故事。父亲从早到晚不停打电话，就为找到一份工作和一处公寓，戴着面纱的母亲在身着短T恤的德国母亲中显得格格不入，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开始上学，但是一句话都听不懂。
找到工作留下来
纪录片名叫《一切安好》，事实上并非一切安好，但是alles gut和kein problem（一切安好）这两个词却是穆阿提一家学会的第一批德语单词。阿德尔·穆阿提刚开始不分场合一律都用这两个短语。阿德尔说很多房东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他去找工作时也得不到任何回应，帮扶难民的社工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要耐心。
德国下萨克森州，得到政府安置的难民正在走向他们的新家
这两个短语他现在还在说。如今全家人住进了公寓，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继续保持耐心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穆阿提一家坐在客厅里，高弗兰戴着白色的头巾，为大家端上甜茶。她的父亲正在整理六个活页夹。每个活页夹的最前面都是家庭成员的名字。这个活页夹保存着穆阿提一家从叙利亚到德国的全部文件，不过在阿德尔看来，也就只有德国部分的文件才最有价值。
高弗兰的活页夹里有她大马士革读书的成绩单，里面包括总统阿萨德的照片。她的成绩几乎全是A。“叙利亚内战开始之前，我想当一名医生。”高弗兰说。现在她拿到了一份德国的成绩单，里面没有阿萨德照片，但是成绩也不够她上德国任何一所大学。
阿德尔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份工匠技师证书和工匠文凭，上面还有叙利亚政府的印章。在大马士革，阿德尔是个金属匠人，拥有一个20多人的工厂。妻子尤思拉是个女裁缝，各种技能证书都有，而且都是叙利亚认证的，但这些在德国都统统无效，所以她必须从头开始。
阿德尔·穆阿提等了一年半才拿到工作许可证。他参加了当地贸易工会提供的训练项目以及联邦移民办公室提供的综合课程。阿德尔随后完成了一家铝业公司提供的无薪实习工作，这为他的履历增彩不少，不过还是找不到工作。
他现在想完成训练项目，然后参加更高阶的训练课程。阿德尔每周还上四次总时长四小时的语言课，同时还看德语的厨艺电视节目，诸如“厨房战争”和“完美一餐”，而不再看以前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每天早上6点，阿德尔起床为一家人做早饭。之后他会给就业办打电话，但他听到的都是“很快了”、“很不幸”、“没可能”。有时候，孩子们去上学后，阿德尔坐在客厅里，感觉自己就像坐在候客大厅里一样。“我真的不想总是从德国索取什么了，”他说，“我想回馈德国。”
在穆阿提看来，难民应该对能生活在德国心存感激。他抬头看看天花板，楼上有人在放音乐，是德国著名歌星赫伯特·格罗纳米耶的歌，歌词里反复吟唱着：“一切都会好的，每天都要这样，在这夏日时光，没有什么可以扰乱我心。”
有时候，穆阿提在写工作申请或是看美食节目时，会顺便读一下叙利亚朋友发来短信，他们告诉阿德尔国内的叙利亚人处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炮弹每天都会从天而降。穆阿提的兄弟就死于内战，母亲依然困在大马士革，因为她身体实在太虚弱，已经没法离开叙利亚了。阿德尔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但他不知道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再见到母亲。
尤思拉说，几个星期前，也就是斋月时，一家人在客厅办了一个小派对。他们装饰了桌子，做了烤肉串，还把阳台上种的茄子土豆也摘了做成烧烤。日落之后，他们还给楼上的邻居送去了一些，邻居们谢过他们后又把门关上了。
穆阿提一家很想跟德国人多聊会。两位家長说他们想尝试一下更正宗的德国特色，比如一顿正宗的德国大餐，但是没有德国人邀请过他们。穆阿提一家并不认为德国人不够好客，他们只是很忙没空做饭罢了。
有时候穆阿提给身在叙利亚的母亲打电话，她就会问：“阿德尔，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啊？”阿德尔回答说，德国人对陌生人很大方，但是对自己很严格。他们会把垃圾严格区分开，分成玻璃、塑料和废纸;他们喜欢遛狗，用皮带拴着，就像中东人遛骆驼一样;德国人爱整洁，守规矩;他们喜欢艰苦奋斗而不是得过且过，他们特别遵守规则。“事实上，”阿德尔说，“他们会让穆斯林变得更好。”
阿德尔听说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过，穆斯林也是德国的一部分。他知道阿拉伯人可绝不会说天主教徒是阿拉伯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他非常钦佩默克尔的勇气。
穆阿提一家对德国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很熟悉，他知道这个政党是个总是攻击难民的短发女人领导的。穆阿提知道，这个政党害怕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跑到德国，然后繁衍后代，挤压德国人的生存空间。
穆阿提还知道，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都是一些普通的德国家庭。他们的男主人会勤奋工作，女主人会操持家务，养育子女，孩子们守规矩，爱父母。这种典型的德国家庭对德国的热爱也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考虑穆阿提一家的信仰和来源地，典型的德国人也会很喜欢他们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孩子们融入本地的速度非常快，”尤思拉说，说着她看了一眼窗台，七岁的优素福正在那里玩一个足球。在这个小孩子的记忆里，阿訇已经没有印象了，他只记得教堂、火箭发动机和奔驰汽车。“我们希望这个孩子比我们更能融入德国社会。”阿德尔如是说。
在问到如果叙利亚战争结束了，他们是否会立刻返回叙利亚时，夫妻两个又讲起了他们的过去，他们在大马士革的生活，他们的故乡。而孩子们讲的则是未来，他们在汉堡的生活，他们的德国朋友，新的习惯和梦想。
女儿高弗兰说她在大马士革从未骑过自行车，因为女孩子是不能在叙利亚骑车的。她在德国才开始学骑车的，一开始高弗兰挺害怕的，现在她说自己有种“自由轻松的快感”。
她在学校的音乐课上学拉小提琴，并且发现男孩子们并不会因为性别的原因就比她享有更多的权利。在汉堡，随处可以看到女孩子们游泳、跳舞或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也想如此，但是我还是想当医生。”高弗兰说。
哥哥雷斯兰目前正在蒂森克虏伯实习，很快将会加入工业技师培训项目。他想在自己挣到钱后就搬出去住。他喜欢德国汽车和金发女孩，也很理解一些德国人为什么会害怕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比尔斯特茨，他经常能看到年轻的叙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坐在赌场里。尽管他们的祖辈在几十年前就移民德国了，他们却依然不会讲德语。
雷斯兰从来没听说过2015年年底新年前夜发生在科隆的恶性事件。当时很多北非来的男性性侵了许多无辜女性。当地人把跟受害者跳舞的扒手称为“Antanzer”，把这些北非过来的“入侵者”称为“Nafris”，这些雷斯兰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一个人如果无所事事，那就一定会惹是生非。
每天下班后，雷斯兰就会去上德语课或是参加他的网球俱乐部。每周五天时间他都会泡在健身房里，为自己的女老师开门。洗衣服、熨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在公交车上给女士让座，这些就像他在叙利亚做的一样。“在德国其实不需要表现得这么好，”雷斯兰说，“但这就是我的个人习惯。”
再过五个月，他跟父亲就来德国满3年了。再过几个月，又有一个小家伙将降生在穆阿提家。他们的居留许可明年3月就到期了，但是他们的居住权可能会延长2-3年。为了测试自己的融入程度，阿德尔·穆阿提参加了联邦移民办公室举行的考试，这个考试通常会在移居德国8年后才考。
考试的名字叫“德国的生活”，会从总共310道问题中抽取33道题（通常是德国官方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德国人身着传统服装和面具的节日叫什么名字？”“1945年5月8日发生了什么？”“两个男人可以结婚吗？”“25岁的蒂姆可以跟13岁的安妮结婚吗？”“申根协议是啥？”“分居一年意味着什么？”“德国国歌的词作者是谁？”
33题对了24题，阿德尔通过了测试。现在他不仅知道德国狂欢节，还知道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最高行政长官以及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是谁。按照德国的规定，他已经是熟知德国的人了。他把这一条加到自己的个人档案活页中，仿佛证明他们一家都能做到。
不过，一想到还未出生的孩子，穆阿提就胸口一紧。倒不是因为孩子可能天生残疾，而是因为战争迟迟没有结束的迹象，自家的孩子不能在大马士革的集市上玩耍，也吃不到叙利亚的冰激凌，也没法被奶奶亲亲抱抱。说到底，还是因为德国不是这个孩子的根，只不过是一个避难所。
几天前，两口子又去做了一次孕检。这一次，尤思拉还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握緊丈夫的手。他们看着B超图像，医生告诉他们看上去怀的是个女孩，不过孩子可能生下来心脏就会有个洞。
穆阿提夫妇互相看了一眼，显得非常平静，“听天由命吧，”尤思拉说，“愿上苍保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阿德尔如是说。
作者：关照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