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距今1600多年前的十六国时期。据《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中的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叫乐樽的高僧途径敦煌。当时正是傍晚时分，乐樽想找个地方歇脚，可没想到当他抬头四顾的时候却忽见此地的三危山上金光灿灿，如现万佛。于是乐樽便决定在敦煌落脚，并在三危山对面的陡坡上开凿了第一个佛洞石窟。在乐樽的宣传和带动下，这里很快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圣地，在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出资在这座陡坡上开凿新的佛洞石窟。原本冷冷清清的莫高窟就这样被建设成为了千佛洞。
由于朝代更迭以及疆域变化等原因，莫高窟在元朝以后就逐渐被冷落，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在这里重新设立了敦煌县，莫高窟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到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交困，自然无暇顾及文物保护问题，莫高窟再一次受到了冷落。当时有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云游至此，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王道士竟然成为了这一昔日佛教圣地的当家人。
王道士对莫高窟的价值知之不深，但他还是凭一己之力尽可能对莫高窟进行维护。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对莫高窟洞窟进行清理维护的时候，意外发现在一处洞窟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洞窟，这便是后来享誉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各种佛教经卷、历史文本、绢画、刺绣、法器等文物5万多件。如果把莫高窟比喻成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王冠的话，那么藏经洞无疑就是王冠上的明珠。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因这一发现被永远载入了史册。
不过对王道士来说，发现藏经洞却未必是一件好事。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开篇就写到了王道士和莫高窟，并痛斥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藏经洞被发现后，很快就引起了不少欧美考古学者、汉学家、冒险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就像闻到血腥气味的鲨鱼一样纷纷来到中国，忍受着舟车劳顿赶至敦煌。这些人以极低价格从看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手里买走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经卷、绢画等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就这样流失海外，成为外国博物馆中的珍贵展品。
文物流失海外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个沉重的话题，王道士作为当时莫高窟的守护者不仅没有守护好这些文物，还主动参与文物买卖，这就难怪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出痛心疾首的文字了。那么王道士真就像《文化苦旅》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吗？其实也未必。
王道士虽然对历史文物的价值所知不多，但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都会知道藏经洞中的藏品绝不普通。事实上，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后，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敦煌县城找县令严泽汇报。为了证明藏经洞中物品的特殊性，他还取了两卷经文给严县令看，可没想到这位严县令是个缺心眼。如此重要的藏品在他眼中竟然成了发黄的废纸。
后来敦煌县令换人，王道士再次跑到县城找县令谈藏经洞的事。这次新来的县令汪宗翰倒是个识货的行家，可他职权有限，只好先将这一重大发现向上面汇报，并要求王道士看好藏经洞。然而晚清时期的朝廷已自顾不暇，哪有空管文物保护工作。再加上当时各级部门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意承担分外的工作，因此莫高窟藏经洞的事情很快就又没了下文。
1907年，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学者远渡重洋来到敦煌。他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将敦煌文物带回到英国。此时离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过去了七年时间。在斯坦因的软磨硬泡下，王道士终于放弃了原则，同意让英国人带走部分藏经洞中的藏品。“潘多拉魔盒”直到这时才被彻底打开……几年后，敦煌文化在国外大放异彩，清廷这才意识到这批文物的重要性，开始下令将文物运送至京城保护。结果在运输途中，又有许多文物遭运输人员和沿途地方官吏的监守自盗。
值得一提的是，王道士售卖文物所得的钱财并没有用于个人生活享受，而是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缮维护中。因此仅仅从这方面来说，斥责王道士是罪人其实也有点过于苛责。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清廷对这批文物不加重视，下面的官员又忙着中饱私囊。王道士只是一介草民身份，要求他将整个莫高窟保护得尽善尽美，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功，后来导致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却并非他一人之过，甚至他连主要过错人都算不上。所以即便功过相抵，王圆箓道士的名字也不应该被列入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文献：《文化苦旅》、《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