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人政府派4000名军人，试图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结果不敌刚上任的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战败的消息传来，早已忍无可忍的阿根廷民众聚众抗议，迫使军人政府将政权交给文人。
自1930年军人政府上台以来，阿根廷人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二战后，军人出生的胡安·庇隆在工会及未来第二任妻子伊娃·庇隆的簇拥下上台。
这个纳粹主义政治家，上台后喊出动听的口号：“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走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庇隆主义”。
其实，阿根廷的政坛，不过是军人及政客角逐利益的舞台。
庇隆上台后为了让自己能够连任修改了宪法，牢牢掌控了军队和工会。庇隆搞了一些社会福利以获取底层民众支持，然后大规模地吞食工业蛋糕。
他搞了两个五年计划，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庇隆的措施并不是发展工业市场经济，而是将工业经济国有化。
从1946年到1948年，庇隆高价购买了大批外资企业。如以一亿五千万英镑的代价购买了英资在阿根廷的二万四千公里铁路及其各种附属公司；以一千一百万英镑购买了法资在阿根廷的铁路公司；以三亿一千九百万比索购买了美资在阿根廷的电话公司。
庇隆还垄断了阿根廷石油开采，还成立了贸易垄断机构，获得巨额外汇。国有化行动，导致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930年的30%，下降到1949年的5%。
庇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投资了66亿多比索发展钢铁、化工、水泥及轻工业，修建了1000公里的煤气管道。
庇隆的执政，同时受到了来自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批判。美国国务院骂庇隆是“纳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桥头堡”。庇隆确实在二战后收留了很多纳粹分子。
苏联学者则认为庇隆在搞：“亲法西斯的军事独裁……竭力玩弄欺骗、贿赂、施舍小恩小惠以及其他手段以骗取群众支持。”
苏联及西方学者认为，庇隆不过是牺牲农牧民利益，用军政府的手段攫取矿产自然资源及政治资本。
庇隆收购英资铁路公司的价格，比实际价格还高出5000万英镑。在收购美资电话的合同中竟规定，10年内阿根廷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必须向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购买。
这些国有化政策，导致极度的政治腐败。庇隆的措施表面上带来规模增长，但其实经济效率极为低下。
阿根廷所谓的“幼稚产业”政策都给了养尊处优的国企，这些亏损严重、缺乏创新动力的国企并未给阿根廷建立制造业竞争优势。
更要命的是，庇隆的这种粗暴政策，是建立在超发货币的基础上。庇隆大量印刷货币，结果导致物价快速上涨。
1951年庇隆获连任，次年阿根廷通胀率达30%，生活费用增加73%，食品和房租的价格迅速上涨，国内通货膨胀爆发。
伊娃·庇隆（被尊为阿根廷国母）去世后，国内民众不再买庇隆的账，更无法忍受快速上涨的物价和极度腐败的政府。1955年在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庇隆流亡到巴拉圭。
后来，军人政府统治一直延续到1982年。军人政府在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获利颇丰。
庇隆及军人政府利用民粹主义，制造了严重的政府赤字和通货膨胀。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前夕，阿根廷外债总量已经达到了GDP总量的51.96%。债务危机爆发后，通胀水平最高达惊人的20000%。
军人政府粗暴干预经济，大肆印钞，制造大规模赤字和债务，是阿根廷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是这次拉美债务危机的间接制造者。他在其回忆录《坚定不移》中这样反思这次危机：
“墨西哥、阿根廷、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都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方案，似乎一度取得了成功。经济增长确实缓慢，这是多年来大量过度借贷和半社会主义、半封闭的专制体制造成的，不可避免。”
此后一年多内，民粹主义泛滥，政局极为动荡，更换了五位总统和7名经济部长。
1983年12月，第一位民选总统阿方辛上台，开启了文人政治。但是，阿根廷军人多次政变试图夺权，政治斗争迫使他在第二任期提前五个月下台。
阿方辛试图推行反通胀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发行了新货币奥斯特拉回收之前军政府发行的新新比索。
但是，这一政策未能奏效。1989年外债总额高达6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4%，通货膨胀更是达到耸人听闻的5000%。
他无奈的说：我们（指两大政党）都敲过军队的大门。军政府的背后，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权派。
整个80年代是阿根廷“失去的十年”，平均增长率为-0.7%，通胀率和负债率居高不下。
1989年，梅内姆接任阿方辛后，推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他降低了贸易壁垒，开放了市场，对庇隆时代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彻底的私有化。许多阿根廷人批判他把“整个国家都卖了”。
梅内姆一个争议巨大的改革就是金融自由化。他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管制和信用证的限制；同时，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阿根廷比索与美元以1:1固定挂钩。
在三元悖论中，阿根廷选择了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通、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组合。
梅内姆的政策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短短几年就把高达5000%的通货膨胀率降为0，大量外资涌入，国家经济迅速转好。
这是因为经济部长卡瓦略找到了控制通胀的办法，那就是锁死央行发钞之手。在固定汇率下，阿根廷央行不可以随意超发货币，每发行一比索，必须拿一美元外汇储备做抵押。同时，规定政府不得利用央行融资。
梅内姆任期内是阿根廷经济在债务危机以来最好的时期，平均增长率达5.8%，被称为“阿根廷奇迹”。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元加息提速，梅内姆执行的固定汇率弊端开始暴露。
由于比索盯住美元，阿根廷央行的货币扩张能力被锁死，梅内姆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大量借债。1999年他下台时，政府开支已达GDP的28.2%，政府累积外债接近1500亿，约为GDP的一半。
2000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当年还本付息占出口收入的38%。
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后者向阿根廷政府提供了低息（2.6%）贷款，条件是阿根廷政府必须降低财政赤字。
但是，2001年，阿根廷财政赤字再创新高，缺口高达110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输血，阿根廷只能赖账，于当年12月23日宣布停止偿付所有公债利息和本金，债务危机再次爆发。
2002年1月比索大幅度贬值，最高时达75%，通胀迅速上扬，比索贬值后累积的通胀率最高达8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25%。
为什么阿根廷无法削减赤字？为什么债务负担如此之重？
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阿根廷国内的储蓄率低。
由于长期通胀，比索信用扫地，居民不愿意存钱；在梅内姆开放金融市场后，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购置美元资产避险。
据美国财政部2012年的统计，阿根廷4000万人口人均持有1500美元左右，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人均持有美元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邻国的巴西人均只有6美元。
第二是比索盯住美元，比索被高估，不利于阿根廷出口制造业发展，阿根廷的工业经济尚未成长，依然是初级资源出口型经济。
第三是受固定汇率影响，美元升值时，比索必须跟着升值，在90年代末出现通缩，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出口创汇，从而导致出口和外汇萎缩。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拉美及新兴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而比索却只能跟着美元升值，如此重创了阿根廷出口制造业，债务持续恶化。
第四是阿根廷政府被民粹主义绑架，为了博得民众支持，各政党及候选人都大力改善社会福利，导致政府开支不断增加，而债务大幅度攀升。
结果阿根廷人过着低储蓄、多消费、高福利的生活，而堆积如山的债务在美元升值中崩盘，最终压垮了他们的畸形生活及经济。
债务危机爆发后，在12天内阿根廷更换了5位总统。政党利用民粹主义谋取政治利益，而没有人真正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考虑。
阿根廷人自嘲说：“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
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了一个坏政府。
199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与韩国差不多，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2001年债务危机爆发后，阿根廷与韩国距离越来越大。
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将潘帕斯雄鹰击落，阿根廷在90年代的改革成果被持续的债务危机毁于一旦。
阿根廷，曾经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明星”。如今，很多人将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根源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亦或是国家干预主义，只不过是阿根廷历届政府的政治工具。
真正杀死潘帕斯雄鹰的是“灰色的马”。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左翼政党上台，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以博取民众的支持；同时将能源、铁路等多领域的外资股份强行国有化，阿根廷的国际贸易环境快速恶化，一度遭到超过40个WTO成员国以共同声明抗议。
2015年马克里为代表的右派政府上台后，一夜之间开放了外汇管制，外汇大幅度流失。马克里试图削减公共服务开支以降低政府债务，却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
如今若左派的费尔南德斯击败了马克里，经济又会成为他们手上的政治玩物。
在肥美的潘帕斯草原，这群封建农场主的后代，曾经过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活，没有构建一个科学的制度。
大萧条终结了阿根廷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从此，阿根廷政局风云突变，“灰色的马”利用民粹主义，不断地攫取自然资源和政治资本，制造了一个个“幽灵”，最终杀死了“潘帕斯雄鹰”。
潘帕斯雄鹰坠落史，似乎是新兴国家的一种宿命。对此，更加体悟到道格拉斯·诺斯的自然国与法治国之深意。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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