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浅显的语言背后，揭示了军队和经济的莫大关系。按常理来说，经济越雄厚，军队越强悍。同样一种征兵制度，综合实力稍逊的西魏，培养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而经历“开元盛世”的唐朝，却面临无兵可用的窘境。这一奇怪现象的出现，蕴含着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上图_ 北魏壁画 镇墓武士
顺应时代的产物
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实行鲜卑当兵、汉人务农民族歧视政策。六镇起义后，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双方对峙初期，西魏在经济、军事和人口上处于劣势。西魏大咖宇文泰亟需巩固地盘，以此加强自身权力。
相较东魏，宇文泰既要避免鲜卑汉化的风险，又要防止鲜卑胡化的雷区。宇文泰采取胡汉结合的方法，建立了名震一时的府兵制，恰到好处地解决了军队和经济之间的矛盾，并且对隋唐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宇文泰收拢六镇军人和鲜卑族人编成六军，次年，西魏遭遇邙山之败，宇文泰收编关中豪强的乡兵部曲，任用豪强为乡帅。大统十六年（公元550年），宇文泰建立了由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为主体的府兵体系。不仅如此，宇文泰还推行赐姓制度，将府兵全部改姓各自主帅的姓氏。
经过整合，西魏拥有了一支具有部落兵制色彩的胡汉军队。
上图_ 宇文泰（507年—556年），字黑獭（一作黑泰）
加量不加价
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在“计口授田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均田制”，其实质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受益人向国家交租纳税，并且承担一定的兵役和徭役，以此稳固政权，促进农业生产。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适时推出了府兵制。
据《邺侯家传》介绍：“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蓄，抚养训导，有如子弟。”当时，政府根据贫富情况，将农民分为九等，在六等以上的农民中，三丁抽一，免除赋税，自备马匹、兵器、粮食和衣服等军械，由所在地的军府负责训练调度。
上图_ 唐朝宿卫部队的府兵形象
府兵制到了隋朝，有了长足的进步。“军人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这么做意味着寓军于民的府兵制基本成形。闲时，府兵务农耕作，与农民无异。战时，朝廷调拨将帅指挥，征调府兵参战。战斗结束后，将帅解职还朝，府兵各归其府。这种措施不仅杜绝了将帅独专军权的弊端，还可以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军农合一，有效解决了经济掣肘军事的难题。
唐初是府兵制发展的高峰。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理顺府兵的组织机构，将军府更名为折冲府，设置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别将等军职，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
折冲府分为三等：上等府一千二百人，中等府一千人，下等府八百人。全国共设634个折冲府，其中关内261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体现了“居重驭轻，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政治意图。
李世民率领府兵建立了赫赫军功，他豪情满怀地说：“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
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土地兼并 害人害已
唐朝中期，土地兼并加剧，对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产生巨大冲击。均田制是贫富两大集团妥协的产物。在实际授田中，有的农民没有或足额得到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户抗灾防变能力弱，这为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自古以来，土地兼并不是个案，唐朝也不例外。唐朝法律规定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买卖的，贵族豪强就这样钻了法律的空子。除“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外，贵族利用政治特权，以“借荒”、“置牧”、“包佃”的名义，肆意侵占，巧取豪夺。据记载，当时“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农民失地、人口逃匿、贫富悬殊，唐朝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府兵之法浸坏”，制度存废到了关键时刻。
上图_ 唐朝用于征发府兵的凭证——鱼符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意识到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下令检田括户。至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累计查出逃亡农户80多万户，违法土地兼并80多万亩。次年，朝廷明确规定农民的口分田、永业田不得买卖典贴。此后，朝廷再次强调口分田、永业田不得转让，同时限制“借荒”、“置牧”、“包佃”等兼并行为。
唐玄宗出台的政策，是挽救均田制的最后机会。不过，在遏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上，朝廷力度不足，收效甚微。贵族豪强我行我素，疯狂扩张，矛盾凸现。以均田制为立身之本的府兵制，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终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上图_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762年）
自身缺陷 行将就木
府兵制本身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战事不断，府兵由轮番服役变成强行戍守，经年累月，造成军府当地劳动力不足，影响农业生产，导致该地区经济下滑，府兵不堪重负。而唐军以火为基本单位，十人一火，除了要自筹日常军备外，还要照料负责运输的“六驮马”，使得农民负担更加沉重。
此外，唐军与契丹、回鹘、突厥、吐蕃等势力长期作战，府兵“番役更代，多不以时”，而且伤亡明显增加，府兵补充难以为继。贵族官僚任意私使府兵，使其地位降低，社会上形成了当府兵为耻的观念。富户又与官僚勾结，想方设法逃避兵役。诸多原因，致使“卫士稍稍亡匿”，折冲府兵员不足，补充困难，府兵制名存实亡。
上图_ 武则天（624年－705年12月16日）
多管齐下 回天乏术
唐朝也采取了对应措施，缓解征兵压力。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武则天宣布征召以富户强丁为目标的团结兵，这些士兵享受免除征赋的待遇，可自习弓箭，每年定期考核。唐玄宗即位之初，由于折冲府缺额严重，难以完成征防军务，边疆军镇开始招募自愿参军的成年男子，由此，影响深远的募兵制开始萌芽。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玄宗下令各镇节度使根据防务需要制定征兵名额，征召自愿戍边的士卒。第二年，朝廷决定不再从内地征调府兵守边，原有非长征士卒一律放还，这一决定从根本上宣告府兵制功能的终结。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鉴于“折冲诸府无兵可交”，唐玄宗下令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
经过了历史拐点的府兵制，大胆创新，意义非凡，它的光辉之弧很长，却始终弯向前进的弓弦。
文：计白当黑
参考资料：《邺侯家传》《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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