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东这个巨大的黑洞对于明代国来说不仅仅是损失无数钱粮精兵那么简单。在辽东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援辽官军成了后来明末农民军的骨干力量。最终成为颠覆帝国者。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进攻抚顺，在抚顺歼灭了前来增援的辽东军队主力。明朝的辽东防线顿时出现巨大漏洞。在后续的萨尔浒等一系列战事中，在辽东作战的主力都是从各地调集军队参与。这其中就包括陕西三边的官军。
但随着明军在战场上的一败再败，这些援辽军队纷纷成了溃兵。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召对廷臣于平台，兵部尚书王在晋说：“辽衅且十年，东援之兵，亡者不归，归者不伍，今边饷匮，或阙至三十月。”崇祯问户部左侍郎王家祯，王家祯说：“延绥阙甚。” 这其中就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援辽官兵溃逃，第二个问题是陕西的边军缺饷严重。既然回到军中也得忍饥挨饿，那这些士兵就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这些人一加入起义军就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战斗力。最早在陕西起义的王二很快就被地方官用州县兵就将其消灭了。但这些溃兵就不同了，清涧人王左桂是延绥逃兵，他纠集骑兵上万人在宜川造反，直接发展到攻城掠地。更有名的要数从辽阳逃回陕西的神一元。聚众三千人，于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袭破新安边营，收集该营兵民进攻宁塞，城中人开门迎纳。神一元杀明参将陈三槐，又攻柳树涧堡，堡中饥军饥民迎入。农民军攻克宁塞，围靖边三昼夜。
崇祯四年正月，明副总兵张应昌、左光先进攻保安，神一元和高应登等首领战死。但农民军又拥护神一元的弟弟神一魁为首领，继续统领这一支农民军与明军作战，神一魁约合河套蒙古部落千余骑到保安共击明军，大败明军。但蒙古部落进保安城后，“大掠而去”，神一魁只好弃城南走，率领数万农民军去攻宁夏，击溃明都指挥使王英部队，明总兵杜文焕和贺虎臣不能抵挡，各自退兵。神一魁又率农民军进攻庆阳，攻破合水，宛如“破竹之势，其锋不可当”。这已经证明这些所谓的农民军战斗力已经足以与明军正规的边军相对抗。后来三边总督杨鹤在奏折中这样说道“盖此贼与河曲之贼，皆东西两路惯战边兵，攻一城即破一城，破一城即据一城”。明朝的官僚也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这些官军会造反。
对于造反官军的苦衷连作为镇压起义军最直接的当事人杨鹤都表示理解。杨鹤再给崇祯的奏报上这样说道“盖边兵生于塞上，舍从军别无事事，父兄子弟死者阵亡，生者补伍，冲锋陷阵，常悬带血之刀，卧雪眠霜，半作沙场之骨。援辽之后，从来征战几人回，此边兵所共苦也。臣防秋出塞，视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比之中东二路更苦。从前历过月饷，实是缺乏四年。地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欲其不作贼不可能也。”可见当时的情况是不造反就没活路了。
崇祯皇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崇祯三年六月兵科给事中刘懋对崇祯说“营卒乏饷三十余月。”这样的情况下不造反，这些已经三十个月没发工资的官军实在没活路了。刘懋请求崇祯发数十万帑金来安抚饥兵。但这时的崇祯想的却是“专筹东事，裁各边饷”。到了这个时候崇祯还想的是缩减工资，完全不把士兵的死活放在心上。可见这一场祸事最直接的责任人就是最高统治者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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