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做主守正循理一介名相,为何在德行上让世人诟病?

薛居正,五代后晋时曾举进士不第,写了一篇《遣愁文》自我排遣,读过他这文章的人,有识者看出此人不凡,倜傥豁达中,另有“公辅之量”,古人称“三公、四辅”,都是帝王的佐臣,这意思就是称赏薛居正有宰相之才。

但在后晋、后汉时代,薛居正一直在下僚之间浮沉。他并不介意。这是一个知道自己荣誉方向的人物。乱世中,他即使在做小官,也有一项了不起的坚守:遇到可能的冤情冤案,必要为之弭冤白谤,还苦主一个清白。

太宗时,薛居正做到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北汉平定后,更进位司空。这是人臣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务了。在帝国的日常管理中,薛居正“燮理阴阳”,付出了宰辅大臣的智慧。

帝国的运转,期间有无数的细节需要处理,薛居正在政事堂、中书省从容调度,帝国十几年的流畅,薛居正有功。

他应该是经由个人努力,在乱世中,俟命待时,不浮躁,不自弃,守正循理的一介名相。

但他的最大功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成就,不是拜相,而是立言。

他有一部《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是今天能够看到的“二十五史”之一。书原名《五代史》,欧阳修又以《春秋大义》出《新五代史》,故薛相此书,被称《旧五代史》。又因为记录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的历史,史上也称《梁唐晋汉周书》。这书底本有三大来源,一是五代各国的“实录”,二是范质的《五代通录》,三是各位史臣各自掌握的去古未远的各类史料。

参与此书编纂的都是宋初名流,薛居正是监修。

这书的价值、意义,说来宏大,但大略可归结为如下意见:

第一,跻身“二十五史”,为中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提供了一个完整文献。迄今为止,人们认识“五代史”,此书也是最重要的文本。

第二,创造了一种编排方法,以中原五个朝代的延续变更为主线,故称“五代”;这是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条件下,勉强撑起“中原正朔”的旗帜,为华夏政治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一种解读模式。

第三,这种“典章”,就五代十国的政治生态而言,至少凸显两大价值:一是对“秩序”的追求;一是对“民生”的重视。


《旧五代史》在编辑撰写各类人物与故实时,对这两种价值给予了足够倾斜。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不同的是,更注入了批判意识,但不能因为欧阳修的批判,就认为《旧五代史》没有思想。

事实上,薛史恪守了儒学价值观,所有的讲述,并不背离圣贤理念。至于对某类人物如冯道的评价,那应该视为儒学内部的分歧。

事实上,直到今天,如何评价冯道,仍然是一个不可能划一的聚讼故实。儒学并不试图统一天下意志,儒学承认“道并行而不相悖”。

薛相官拜宰辅,更监修《五代史》,堪称“立功”“立言”,足可不朽。但在“立德”方向上,他有两事为人诟病。

第一件事,他信服道教,最后服用丹砂中毒。

那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六月的一天,他已经服用了丹砂,在朝中奏事,忽然觉得不对劲,赶紧辞别,走出大殿,在外,来不及回家,口渴,喝了一升多水。等到堂吏将他扶回中书时,已经不能说话。但他一定是口渴难忍,只用手指堂庑间的储水器。左右赶紧取水来给他,他已经喝不下去了。他躺在办公室的阁屋之中,估计是丹砂在胃里发热,史称“吐气如烟焰”,被人抬着送归家里。到家就死了。这一年他七十岁。

大儒,是不服用丹砂的。

并非不相信那东西,而是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日常生活自有“居易俟命”之姿态,在“恭而安”境界中,完成儒学的体验、传播或践履。大儒,没有时间去“研究”或“服用”丹砂。

第二件事,他治家无方,儿子薛惟吉乃是一个街头恶少。

薛惟吉养在读书人家,却不像一个读书人家子弟。男子汉大丈夫,往往也有妻不贤子不孝之糗事,但名气这么大的薛相,儿子却是一个恶少,这事在士林被人叹惋不止。这儿子并非薛相亲生。

薛相妻子“妒悍”,不允许他纳妾,因此,薛相无子,收留了薛惟吉。薛相很爱这个儿子,不免有溺宠之事,这儿子也利用了这一点,外面做事都瞒着薛相,所以薛相对儿子所为一点不知。

薛惟吉有勇力,长得也魁梧高大,就在京城与恶少们一起追逐打闹,踢球纵酒,还喜欢音乐,与伶人们在一起吹拉弹唱,就是不读书。


太宗知道薛相家事,等到薛相病逝时,太宗来到灵柩前吊唁。薛相的妻子来拜见。太宗安慰了薛妻好久,而后厉声道:

“不肖子安在!”

薛惟吉正在灵柩一侧,听到皇上如此称呼他,又羞愧又害怕,不敢答应。

太宗又道:

“这小子能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啊?如果改不了,恐怕不能继承先人的志业,那怎么办?”

薛惟吉从此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史称“尽革故态”,将过去的生活方式全部变了。他开始谢绝那些街头恶少,整个居丧期间,按照礼节应酬往来宾客。后来,又常与贤良的士大夫来往,更涉猎一些书史,慢慢有了气质上的变化。史称“时论翕然称之”,时论都众口一词地称赏他。

太宗知道他的行为改变后,就让他知澶州,又改知扬州。后来,薛惟吉做到河南知府、凤翔知府。

改变一个“不肖子”,让他走正路,这是太宗给予薛相最大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