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留下的百年摩登

邬达克留下的百年摩登

“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100年,我相信它仍不会过时,它应该可属经典。”

一百年前的上海,处于近代史上的鼎盛时期,文化碰撞与商贸兴盛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太多印记。那个年代,在上海留下作品的中外建筑师很多,而邬达克是其中最值得铭记的标志性人物。

邬达克,匈牙利籍斯洛伐克人。1918年,25岁的邬达克流亡到上海,1947年离沪,1958年去世。他在上海留下的建筑作品超过100处,涵盖医院、教堂、学校、银行、办公楼以及私人住宅等。

现今,上海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正在举办为期一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纪念这位建筑师留给上海的百年摩登。

“半部上海近代建筑史”

十年前,上海举办了改革开放30周年建设成就展览,彼时作家王安忆写下了“时间在空间里流淌”的题词。

建筑塑造的是一个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又成为空间对时间的记录。“建筑,不仅仅归纳为建筑技术,也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众多艺术形式都能表现空间:绘画勾勒空间,诗歌唤起人对空间的想象,音乐创造空间形象……但唯有建筑是直接与空间打交道的,在建筑艺术中空间成为应用媒介,人则融入其中。

上海这座城市极为特殊,中心城区建设只有百年历史。1900年外滩还是一片滩涂,但到了1990年,浦西的发展已经全面成型,2005年完整的“小陆家嘴”轮廓也已经形成。

从专业人士的眼光来看,上海城市建设的高峰只有两个年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目前,中心城区大多数建筑和城市建设都在这两个时期建造或是形成整体规划。

“真正要享受和读懂上海街道,建议走走复兴路、永兴路、武康路,那些区域里街区的空间尺度呈现出一种特别的融洽、亲民与舒适。”曹嘉明说。

他所推崇的区域,正是邬达克建筑作品集中的地区。在他看来,“邬达克代表了半部上海近代建筑史”。

上海最受欢迎的外国建筑师

上海的特别在于因商贸而兴,商人们缔造了最初的“海派”价值观和审美观,其后自然而然形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根本。受此文化孕育,上海近代建筑的突出特征就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既讲究实用又注重品质,世界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都被囊括其中。

赵深、吕彦直、哈沙德、威尔逊和邬达克,在上海留下了汇丰银行、大理石大厦、法国体育总会、和平饭店等地标。“各种风格的建筑也在这座城市汇集,英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日本式、北欧式、西班牙式、地中海式,琳琅满目。”高级建筑师徐大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上海近代建筑的另一特点则是优秀作品近乎包罗了所有建筑类型,包括住宅、公寓、别墅、百货公司、办公楼、银行、学校、医院、游乐场、影剧院、火车站、邮政局、工厂、旅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体育场、体育馆等。

“尤其是邬达克,很难定义他的个人风格和喜好。他就是满足客户需求,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设计建造,而且每一件作品都堪称精品。”曹嘉明说。

由于他的流亡身份,上海商人们对他感到放心,认为他不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双方发生纠纷,也可由“华界”地方裁判,不必担心外国领事偏袒。因此,邬达克渐渐拥有了一大批中国客户,成为当时上海最受欢迎的外国建筑师。

“很难定义他的个人风格和喜好。他就是满足客户需求,你需要什么我都可以设计建造,而且每一件作品都堪称精品。”

1930年,承接了大光明影院项目的邬达克已经声名鹊起,不到40岁的他在同一时期还接了“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设计项目。

贝聿铭之所以走上建筑之路,就是受到邬达克的影响。他在上世纪70年代回忆年幼情境时说,“在台球厅和电影院旁边是这座正在施工的大楼,人家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5层、6层、7层、8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去看它慢慢升高。”

这里的电影院,就是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影院,而长高的大楼,则是施工中的国际饭店。

上海静安寺路跑马厅一带向来寸土寸金,国际饭店的地皮仅有1176平方米。邬达克几易草图,最终定稿为一幢美国现代派风格的摩天大厦,地上22层,地下2层,总高度83.8米。

国际饭店于1932年8月动工,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开业。它比当时香港最高的汇丰银行高出11米,比當年的日本建筑高出更多,保持“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近30年,保持上海最高建筑纪录近50年。

“绿房子”成为传奇

在给友人的信中,邬达克写道:“我只能设计那些传统的、古典的建筑,因为现代风格的建筑会被认为是由德国人设计的,对于我这样的身份来说相当于自杀。虽然我设计了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大量的美丽建筑,但在洋行里的工作并不是我在大学生涯中所想象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工作。”

流亡者和上海滩知名营造商的自主权显然不同。在上海经营十几年后,邬达克终于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话语权。

国际饭店和大光明影院的设计至今看来都非常现代,芝加哥学派的烙印显而易见。而邬达克真正的得意之作则是他在上海的收官作品,那座充满上海式摩登感的“绿房子”。

1932年,邬达克打洋行搬入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改名邬达克洋行,邬达克迎来其事业全盛期。

在战争中靠绿色颜料发财的“颜料大王”吴同文认为绿色是他的幸运色,于是邀请邬达克来设计一座“独一无二”的绿色宅邸。

建筑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采用局部回弧形体量,带形玻璃窗,流线型室外大楼梯及水平阳台,阳台上没有柱子,使用现代别墅中层层退台的设计,这在上世纪30年代极其新潮。“绿房子”是上海第一家装电梯的私人住宅建筑,也是当时罕见的地热装置建筑。

“绿房子”享有当时远东第一豪宅的美誉,它仿佛一艘巨大的航船,通身绿色,扬帆前行,声名远扬。

1948年圣诞前夕,某国外交官曾想用一艘邮轮加50万美元现金与吴同文交换“绿房子”,准备将其改为领馆办公地,但未能成功。为一睹这座超现代的远东第一豪宅,美国人司徒雷登特地登门造访,并应吴同文之邀在二楼鸭蛋形大理石餐桌边共进晚餐并合影留念。

1938年,“绿房子”竣工时,邬达克对吴同文拍胸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50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100年,我相信它仍不会过时,它应该可属经典。”

2019年,“绿房子”成为上海市规划局办公场所。正如邬达克所预言,它依然代表着上海独特的风格和美感。

作者:雒晓昀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