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在美国的奇幻漂流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肯尼迪的这句话，作为爱国主义的励志警句，被人们反复引用。当然，在中国人的普遍意识里，这不过是天经地义的常识。而在美国，单独看这句话，可能引起的只是普遍的反感。
“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永远的主流意识，而且他们对政府权力之恶，敏感性极高。美国民众能毫无反思地去为国效力？无条件地去“爱国”？肯尼迪也绝不可能这样去鼓吹，看看全文，可以知道，肯尼迪是在强调“为了保护自由”，美国人应该去为国家“做些什么”。而这里的“自由”，主要是每个个体的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的美国人的自由。其实，“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能为我的自由和幸福做什么？”才是美国人的永恒追问。
历史上，美国先人远渡大洋，开拓荒野，甚至拿起枪杆来对抗当时的祖国（英国），从而脱离祖国，都是为了自由。他们当然害怕再来一个中央集权来限制他们的自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叙述美国史的著作，题目就是“给我自由”。这是历史学家对所谓“美国精神”的准确概括。
“粗犷的个人主义”
在18世纪晚期，随着国家建立、宪法确立、联邦政府运作，美国从形式上“合众为一”了。但对这种“合众为一”，很多美国人忧心忡忡。当时就有报纸社论称：“把所有的600万居民都用同一种道德、习惯、法律的标准束缚起来……这种观念，是如此的荒谬，如此的与人类经验背道而驰。”
美国第一届国会，其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了10条宪法修正案，即所谓《权利法案》，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可以说，在“合众为一”的前提下，宪法必须保障“合众为众”，或者“合众存异”。
“集体个人主义”，可以简朴地描述为“一个一个地走，没有人领导”。
为什么？这应该去追溯美国的早期移民历史，以及建国时一个只有300万人的农业小国，13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发展历程。
这段历史，简言之，是“先有社群，后有政府”，先有个体自愿组合的、以契约为基础的社群，后才有在契约基础上由社群推举的政府，才有照料公共需要与执行公共义务的政府机构。
这些彪悍的个体自愿远渡重洋而来，自愿组群向西扩张，在初期阶段，政府很难为个体做什么。面对冷酷的荒野、面对凶猛的敌对族群，为了获得个体和社群的财富、自由和幸福，一切要靠自己和个体自愿组合的社群的力量，因而，“个人主义”始终是美国人意识的主旋律。美国历史学家甚至宣称：“我们把鲁滨逊看作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谁也不愿被人管理，谁都想去管理他人。”这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特纳，对美国人延续100多年的开拓边疆的“西进运动”现象的描述。他认为“西进运动”所充盈的“边疆精神”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构成。而“边疆精神”的要素之一，他称之为“粗犷的个人主义”。
这种个人主义，认为要求个体利益完全服从大众利益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如果要服从他人，那必须是有契约在先。在社群里，有争执、冲突;为了社群的财富、自由和幸福，必须团结，才能战胜困境，那么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因此，民主的原则之一“少数服从多数”，不过是社群的别无选择而逐渐树立的契约观。在平等、个体自由的原则下，还逐渐形成了所谓“集体个人主义”，可以把它简朴地描述为“一个一个地走，没有人领导”。
在第一次“大陆会议”上，代表们讨论“独立”和《独立宣言》。美国“国父”之一、华盛顿的接班人约翰·亚当斯当时就叹道：“每一个人，都是大人物，是演说家、是批评家、是政治家。也因此，每个人，在每个问题上，都势必展示出自己的演说才华、批判态度和政治能力……如果我们要在三加二等于五这样的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就要花上整整两天时间，考虑与这个主题相关的逻辑、修辞、法律、历史、政治和数学等内容。”这就是“粗犷的个人主义”的有趣表现之一。
团结基于“存异”
不过，要建立国家，要使国家发展，个体和社群必须让渡一些自由，秩序才能存在，力量才能更优秀地汇聚。
华盛顿在代表制宪会议向各州递交宪法时呈文说：“进入社会的个体，必须放弃一部分自由，才能保留其余的……聯邦政府能推动我们所有人深爱的国家获得持久的福祉，并保障她的自由与幸福。”他谆谆所告诫的是，只有“合众为一”，美国人才能更好地获得自由和幸福。
这是常识：不团结，不服从权威，不服从政府，国家就没有力量，甚至国家就无法存在。而且，不同个体、社群，即使是差异性极大的个体、社群，必须能分享、维护、坚守共同的价值观，国家才能真正团结和凝聚人心。
应该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共享共尊崇的价值观，美国才得以强大。甚至，马丁·路德·金领导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主流意识和主流生活中的种族歧视，他的理论依据、理论资源来自《圣经》和美国宪法，即仍然是来自美国人共享的价值观的核心。读读《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辞，就非常清楚这点。
这种共同的美国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尊重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尊重相互的差异性。因而，美国式的团结，不是强大的中央权威强加的，而是不同社群、不同个体相互尊重的结果。《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强调的重心之一，是对“存异权”的保障，而这种保障是民主的基础。允许不同社群的正常发展，是美国保持团结、保持活力的关键。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实际上是“应战”，因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基本被日本打残;毫无疑问，美国国会必然是同仇敌忾的“举国一致”，但是实际上仍然有一张反对票—珍妮特·兰金投票反对宣战，因为她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战争。关键在于，没有人指责她，她自始至终都是受尊敬的国会议员。
而且，在战争期间，“良心反对者”能以宗教或道德理由拒绝服役，因为兵役法允许“因宗教或信仰”而反战的人不被强征入伍。这包括传统的“和平教会”信徒，如贵格派、门诺派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如果他们自愿入伍，可以被安排在非作战部门（美国电影《血战钢锯岭》男主的原型戴斯蒙德·道斯，就严格信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冲绳岛战役中自己不使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医疗救助了75名士兵）。
所以，什么“举国一致”“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在美国都是神话，都是夸张，都是统计学中的小概率。美国已经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永远要把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置于一切利益之上，甚至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之上。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意识，在实际生活中，那就不一定了。由于个体利益之间必然的相互冲突，实行这种理论，会由于种种困境而产生种种悖谬，如虚伪、逆反甚至罪恶，乃至血腥的暴力压迫。
对权威的批评和挑战
对个体自由和差异性的尊重，对权力可能剥脱自由和差异性保持高度警惕，对以哪怕是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对个体和社群的自由可能的打压极为反感等，这些意识，表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对权威永不停止的批评和挑战，对国家领导人的不断抨击。
华盛顿可能是美国第一伟人吧，无论生前身后，都得到美国人高度尊崇。可是，华盛顿在担任总统期间，受到无数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骂;甚至，比他所有的后任，还受到更多的恶意诬陷。例如，当时的《曙光报》称：“美国人民迫切希望那个带有篡权者性质的人（华盛顿）死去。”
类似的言说，层出不穷，不断翻新。有人诽谤华盛顿盗窃公款，实际上他就任总统以来，反而是使自己个人的财富大大减少。比较平和理智的观点，如署名为“马萨诸塞的自耕农们”的公开信中称：“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公民社会的可敬人物。但我们不能认为他是永不犯错的向导，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也不必感到內疚。”
这些舆论使品德高尚的华盛顿身心疲惫，不堪忍受，还不到任期完成，就无数次想辞职。经过各方的挽留，包括那些强力批评他的人—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在当时的美国，没有人能比华盛顿更胜任总统一职—华盛顿才勉强做完两届总统，然后坚持要退休。当然，这不妨碍他仍然不断地遭到各种严厉的批评、谩骂、诬陷，直到死去。
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华盛顿死后才成为伟人圣人，甚至成为半神半人，那是文艺界、舆论界等持续半个世纪将他神话的结果。
对于政治权威的天然不信任，会延伸到对于国家行为的质疑上。作为个体，出于良知良心，公开反对国家政策、法令，在美国并非罕见。美国早期重要的思想家梭罗，认为“美墨战争”是不义之战，虽然参战者是自愿入伍的，但梭罗认为他交的税支持了军费，于是拒绝纳税。在美国，逃税是重罪，何况是拒绝纳税。于是他被逮捕关押，据说是他的姨母替他交了税，他才被放出来。
不过，梭罗为此而写的论文《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所表述的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思想的重要构成。他认为，“权威是基于主体的主动服从……公民的不服从是源于内心良知的鼓舞”;一个人应该按照“高于”国家、民族、社会甚至人民的某些原则行事，才是高尚的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美国建国后200多年的历史，一言以蔽之，仍是争取自由的历史;“给我自由”的呐喊从未停止，而且仍是一项远没有完成的事业，似乎是一种永远的“将来时”。不过，建立在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全民意识，是已经牢牢树立，甚至不可变动。
阿米什人不让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驾着马车出行，不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
推崇独特的个性
由于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如果一个人个性突出甚至特异，往往还会在美国社会上受到尊崇。
我们可以看到，洋溢于美国影视屏幕的，多是些高度个体化、独自对抗群体的英雄：如《第一滴血》中的兰博、《与狼共舞》中的约翰·邓巴等等。
而且，个性鲜明的人常常才能成为领导人，平平庸庸、唯唯诺诺不可能得到尊敬。特朗普有时肆无忌惮，满嘴跑火车，吹自己有钱、老婆的裸体“美”、自己如何伟大等。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个性突出是他能被选为总统的因素之一，并受到支持者追捧。中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人怎么选出这样的总统，那是对美国文化理解不够。
推崇独特的个性，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社群，比如早期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教徒，还有延续到现在的拒不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阿米什人。阿米什人不让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驾着马车出行，不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不投票选举总统，不参加任何公职。于是，美国税务局宣布，鉴于阿米什人不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而且出于宗教理由不接受社会保险，因此他们也无须缴纳相关的税项。
诸如此类的“另类”社群，长期在美国存在。“9·11”事件后，反伊斯兰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在美国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潮，甚嚣尘上。可是，著名的法国作家、记者贝尔纳﹣亨利·莱维2004年访问考察美国，发现在纽约北部的卡茨基尔地区，当地人居然鼓吹暴力、“圣战”。
原教旨的恐怖主义思想家阿里·沙·吉兰尼，在这个阿拉伯裔聚居区受到普遍尊崇。有些汽车个性化的车牌上，居然写着“塔利班”，招摇过市，没有警察制止……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将这种现象称为“部落化”。而法国人贝尔纳﹣亨利·莱维则认为，这是美国最大的缺陷之一。
美国，到底是“合众为一”了，还是“合众为众”了？或者是既“合众为一”，又“合众为众”了？或者，是“合众存异”？
作者：李欧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