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茶行为”与茶马商贸
中国古代，被认为嗜茶如命的文人不少，宋代大诗人杨万里要算一个。
杨万里写过一首《武陵春》词，他在前面小序说：“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平安。”因“频啜”而“中寒”还弄得瘦骨如柴，他仍不愿与茶一刀两断。杨万里夜里也好饮茶，常常失眠，但他不责怪饮茶，在《不睡》诗里说：“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
不过，杨万里的嗜茶说到底还是个人喜好。相比之下，西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居民，却是从地理、气候、生理和飲食习惯等深层次方面，实实在在离不开茶了。这，就是“嗜茶行为”。
在林芝桑朵家饮茶
2014年秋，我独自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徒步采风，晚上就住在林芝派镇索结村藏民桑朵家里。桑朵家地处峡谷荒野，但把自己的屋子拾掇得挺漂亮。房前屋后种着格桑花，房子由石块垒成，里面的地板、楼梯、扶手、板墙都是木结构。
那天，我站在桑朵家二楼的阳台眺望，远方，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中国最美山峰”的南迦巴瓦峰，躲在云层里久久不露面，脚下的雅鲁藏布江，携带一股从雪峰吹来的疾风肆意流淌，带来寒意阵阵。再远处，我看到一些藏民在崎岖蜿蜒的山道上踽踽而行，他们有的全身匍匐在地，磕着等身长头，一步一下前往心目中最为神圣的拉萨城。
桑朵早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对成都比较熟悉，喜欢摇滚音乐和旅游，算是大峡谷人家的时尚一族。他毕业后回到故乡派镇干了几年畜牧培训，后来辞职做了农家乐的老板。
桑朵说，这里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烧开水的沸点很低，茶叶不易浸泡，只能熬煮。
桑朵的曾祖在林芝地区做过背夫，当年他们用牛、骡、马、驴等驮畜从雅安往拉萨运茶。背运雅安边茶的报酬，是按竹篾长条计算的，每条16到18斤不等。因边茶贮存越久价值越高，他们在运输商队的茶叶时，也自己囤积一些，在物质馈乏年代还可以将它拿出来当货币用。“从祖上几代人算起，我们家老老少少都喜欢喝茶，没有一天离得开。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记得老辈子每次喝茶后，茶渣儿都舍不得倒，连枝带叶给骡马吃掉。”
桑朵家三楼的阁楼是个小库房，堆放着几条四川雅安产的茶包，这是他找雅安朋友买的内部茶，价格便宜，质量也好。我问他是不是要好几年才能吃完。他说吃不了那么久，要经常送亲戚朋友，还要进贡给寺庙，消耗很快。
桑朵家收藏着大小十多个茶壶，铜制的，陶制的，木制的，玻璃的，应有尽有。茶壶敞口，细颈，圆腹，容量大，热量不易散失。
窗口边，他的漂亮妻子纳玛在一旁打酥油茶。半人高的酥油桶是一个木制圆柱体，里面有个箍了金属圈的木质搅拌棒。酥油茶就是将酥油、茶汤和盐在木桶中经过搅拌后制作出来的饮料。
纳玛说，在藏区，日常的酥油茶做法比较简单，先将砖茶用水熬制成茶汁，再在茶汁里加入酥油和食盐，倒进竹制或木制的茶桶里，然后用顶端装着圆形木柄的木棍长时间地上下反复抽拉，目的是让茶、油和食盐水乳交融，合而为一，最后再全部倒进锅里加热。高级点的酥油茶，会加入各人喜欢的东西比如核桃仁、葡萄干、蜂蜜、鸡蛋和牛奶等。酥油含有很高的热量，茶里含有咖啡因及多种维生素，这样做出来的酥油茶具有提神、醒脑、御寒和帮助消化的作用。
一句话，藏族人喝茶明显和内地人不同。
纳玛眨着大眼睛说，她一直想换个电搅拌机制作酥油茶，但爷爷不同意。爷爷固执地喜欢用老式酥油桶打制出来的酥油茶的味道。
桑朵年纪轻轻，但他对吃茶颇有心得。他说，在林芝一带，藏民喝的茶叶有口感茶和体感茶之分，很多茶是口感茶，注重品尝时的香与味;体感茶不一样，是让人的“整个身体”都在吃茶，用的是全株茶，让茶叶、茶花、茶果、茶梗、红苔全部参与发酵。
藏地嗜茶故事
从遥远的远古时代起，藏族人的祖先就开始定居于“地球屋脊”青藏高原。他们拥有的只有远方的雪山、高原的狂风、在短暂夏季发芽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牦牛群。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这些年我经常去藏地采风，注意到藏民对喝茶有特别的仪式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嗜茶”留下的习俗。
2017年夏，在青海省曲马莱县一家藏式农家乐，主人听说我们是从全国十多个城市来采访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媒体人，格外客气，他们微笑着端上几壶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上，然后逐一敬茶。敬茶时讲究主客有序、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他们让客人用精美的瓷碗，自己用木碗。饮后很快续上，除非客人以手盖碗表示不能再饮。我注意到，主人斟茶时并不将茶碗倒满，而是待客人喝过一口才斟满，这表示东家大方、不吝啬的意思。青海媒体朋友笑着告诉我说，茶碗里的茶可不能咕咚咕咚全喝完了，得剩一点，这是对主人家表示尊敬，也祝愿他们财富充足，年年有余。
西藏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同胞对茶的极大喜好和依赖，是内地人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藏族人的“嗜茶行为”。
藏族同胞嗜茶的习俗，应始于1300多年前唐代文成公主进藏之后，当时，文成公主不仅从长安带去了饮茶的习惯，还带去了茶叶。
我有茶，你有马;我需要马，你需要茶。在相互需要的促使下，唐宋时期，著名的“茶马互市”便形成了。
那时起，内地与西藏地区因为茶叶而连接得更加紧密，藏人更是不可一日无茶。
按“茶马古道”命名者之一、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木霁弘的观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大多居住在高寒地区，处处离不开茶一一招待客人，首先端出来的就是茶;外出旅行，必带的也是茶;累了，饮几口热茶能立即消除疲劳;病了，饮一口浓茶就能解毒去病;用煮过的茶叶喂牲畜，马吃了长膘快，牛吃了增加奶量。尤其是藏族人平时食用肉、乳较多，喝茶可以解油腻助消化。这使得饮茶成为西北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了“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明代《滴露漫录》日“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棵之热，非茶不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而“茶马古道”另一命名者、长江学者、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更是对此作过解释：藏族同胞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陈保亚说，远在唐朝以前，中国很多地方就有饮茶的习俗，但都没有形成对茶的全民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可以设想藏族需要茶是为了提神化食，但其他民族为什么不总是以这样的方式依赖茶？一定还有更关键的原因，这个问题是研究茶马古道形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很可能存在一种“择食生存”原则，即有饮茶习俗的藏族更容易在高原生存。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里，也曾细数西蕃人的嗜茶行为：“蕃人嗜茶如命，一日无茶，社会为之不安。往时以马易之，清代不复市马，而蕃地贫瘠，缺乏商品，乃不得不转运印度、伊朗等处奇珍之物及汉商说嗜者，发之炉城，以兑茶叶。故打箭炉虽山陬小市，而山海各货咸集，交易之盛，冠于西陲。”打箭炉即康定。年年岁岁，西藏人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泡”在茶里的。
在那片海拔超过4000米的寒冷高原上，每天，女人们精心烹煮酥油茶，准备迎接黎明的到来。当一家人喝完酥油茶，他们的一天才算正式拉开了帷幕。
茶叶，也在每一天进入西藏民众的方方面面：作为“贡品”奉给大喇嘛或寺院;作为婚庆赠送的礼品和竞技比赛的奖品使用;宗教法事活动中，茶汤加工的酥油茶或清茶作为供品供奉在护法神殿中;敬神煨桑举行农事活动时，茶也成了必不可少的辅助品，这使得茶在藏族人生活中身价百倍（木霁弘《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
唐人李肇所著《唐国史补》里，有一段吐蕃人饮茶的有趣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
这是说，唐德宗建中二年，常鲁公奉使入吐蕃议事，一天他在客栈烹茶，烹茶时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十分奇怪，问他煮的是什么茶。而赞普拿出来的茶叶，尽是当时天下的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渑湖者，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的绿昌明茶。吐蕃王宫中收藏了这么多大唐名茶，却不晓得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当时的茶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普通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饮料。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三八卷也记录了西蕃人的嗜茶行为：“元昊为西蕃所败，叶勒族叛，黄鼠食稼。天旱，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说西夏统帅李元昊他们跟汉人的茶马商贸交易，由于天旱一度中断，他们很不适应，不但没有茶可喝，连身上穿的衣物都物以稀为贵了。
1206年秋，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率骑兵直指阿里，西藏归降。成吉思汗去世后，三子窝阔台继位。窝阔台将甘肃、青海及原西夏属区封给大汗的二儿子阔端，阔端将藏茶引入蒙军的营帐，也将藏茶带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直到今天，从中国内地运去的砖茶，仍然是中西亚最为认同的正品茶。
到了明代，“产茶之地，江南最多，皆无榷法，独于陕，禁法甚严，盖为市马故也。”（《明史》卷三十一）朝廷在西北部所设茶马互市之市场，主要集中于甘、青、川地区。对西域诸国，一方面同其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对彼此间贸易的物品种类严加限制，比如对茶，就严禁私市出境，违令者斩。
从博弈到互惠
由于茶叶成了藏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于是，从唐时起到清末朝廷都以它作为控制西藏地区的“利刃”。这种区域封锁和交易专断性，使得茶马互市形成一种长期博弈的局面。
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王朝利用茶叶和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藏族地区交换马匹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唐朝兴起，宋朝发展，元朝减弱，明朝再度兴旺，到清朝乾隆年间终止，历时一千余年，对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以及推动汉族与西部民族友好关系，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茶马交易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明朝政府和西藏开通茶马交易之初，西藏的马要价极高，比如明朝政府购买一匹中等马，需要支付1800斤茶;若按明代100斤为现代60公斤（明代1斤约596.82克）的标准计算，1800斤茶的重量高达1吨。和一匹马的重量比起来，茶要重多了（[韩]尹荣洙《茶马古道》，（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5年）。
1923年前后，藏族人开始在察隅、米林、洛隆等海拔1200到2000米的地方种植茶树。洛隆地区因气候适宜，不但茶的产量较高，质量也很好。不过，由于他们对茶的需求量太大，這几个地方所产之茶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于是进藏茶叶又走回靠人力牲畜长途跋涉的老路。
到后来，茶叶作为贸易纽带，越来越形成强大的经济链条。
据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中华书局，1976年）载，清朝中后期，内地茶叶向藏地大量销售的同时，也带来其他商品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汉区大量的生活用品进入了藏区，并形成各自的名牌，比如成都皇城坝的丝绸、南充的哈达、遂宁的泽布（也称小布）、内江的糖、金堂的烟、汉源的米、夹江的纸，还有青海的盐、甘肃的铜器乃至于广州的百货等都源源不断西行入藏。藏族要形成购买力，就必须要开发自己的土特产，于是导致藏区的畜产品、毛皮、药材、山货、沙丁，变成了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并向汉族地区销售，这样，就导致了藏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大量物品，根据市场需求形成持续性的需求和交换。
无论如何，这种因“茶马互市”形成的茶马古道，也构成了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远征古道之一。千百年来，一代一代马帮背夫，跋山涉水，前赴后继，穿越横断山腹地，促成了汉藏等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者：李贵平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