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还是蔡文姬?
王昭君在中国可是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她是汉元帝时期人，为了与北方匈奴和亲，一个弱女子肩负了帝国的外交重任，毅然离开自己的故土。王昭君一生侍奉匈奴两代单于，使得汉匈边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晋代时候，为了避讳司马昭的名讳，人们又将之改称为“明妃”。
虽然，王昭君只是汉元帝宫廷里的一名宫女，但她却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据史书上说，王昭君进宫之后，对自己的容貌很有信心，一直没有去贿赂负责画秀女的宫廷画师。这些画师的画作是要进呈给皇上御览。皇上看了这些画作之后，才会决定临幸某位女子。王昭君很自信，也不走后门。她不去贿赂画师，结果画师将其丑化。皇上看到她的模样之后，觉得这样的女子不要也罢。于是，当匈奴提出和亲要求后，皇上就把他心目中相貌平平，甚至是相貌丑陋的王昭君许配给了匈奴单于。
即便是汉代人，也未必人人知道王昭君的模样，更不用说汉代以后历朝各代的百姓了。之所以将她归入“四大美女”，可能更多还是因为王昭君的历史功绩，让历史永远记住了她，而不只是她美貌的缘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心灵美胜过外表美。
古往今来，以王昭君和亲匈奴为题材的《昭君出塞图》实在多到不胜枚举。这一类《昭君出塞图》大多是描绘王昭君的美貌，或者是将王昭君置身在塞外这一特定的画面环境中来做描绘。这样的描绘已经成为一种套路，后代画家若是缺乏创新意识的话，怕是很难对这种程式做改变了。
不过，金代画家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倒是这类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特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是一幅人物画长卷。画面人物一簇簇地出现，有点模仿唐代人物绘画的构图风格。相对其他的“明妃出塞系列图”来说，宫素然这幅作品，重点并不在刻画王昭君的美貌上。作品将画面人物置于塞外场景之下，从画面人物的举手投足，我们不难联想到画面人物正处在一个狂风、黄沙的环境中。
长卷左起，第二簇人物中骑马，用袖子遮住脸的女子就是王昭君。不过就从这一身打扮来说，我们很难辨认出她王昭君的身份。于是，画家在她的身后又补入了一个抱着琵琶的女子。琵琶是昭君典故中不可或缺的物象。除此之外，整幅画作没有其他内容可以与王昭君相关联。或许，画家此处不过是用琵琶这一物象，点明了昭君出塞典故中，人物内心世界的苦涩吧一一塞外唯有胡笳，这琵琶乃是中土之物，也是思乡的寄托。
画中人物，除了王昭君和她的抱琵琶侍女之外，其他人物的打扮都是一副胡人模样。但是若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胡人，我们会发现，这些胡人并不是匈奴人，而是蒙古人。尤其是画面第三簇人物中那几个没有戴帽子的胡人，他们的发型是典型的鞑靼式的“婆焦头”。这可不是匈奴人的发型。在流传下来的元代人物画中，我们很容易就看到这样的发型：要么是将发辫挂在耳后;要么是将耳后的头发编成一股，垂在后背上。对比《明妃出塞图》，我们依据发型，就很容易判断出这种特殊的发型正是鞑靼人。
古代人物绘画中的人物造型和着装时常会有时代的烙印。比如《明妃出塞图》中的匈奴人，被画家描绘成了蒙古人的模样。那是因为画家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代，已然距离匈奴活跃于草原的时代相去甚远。当时人，已经不知道匈奴人的模样了。画家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间里，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之前的少数民族不太了解，這种细节上的问题，就未必能把握住了。
然而，这种着装的细节却方便了书画鉴定学者对作品创作的大概年代做断代，宫素然的这幅作品，学术界里就有两宋之交和金代两种断代说法。我则更倾向于该图是金代作品这一说法。
中国古代绘画通常有这么一种特殊的情况——当国家发生一些大的变动，或者某些政治危机被画家所察觉时，画家会通过自己的画笔，将这一情况呈交皇上御览，以期进谏之用。当然，还有一些画家的作品不能呈交皇帝御览，但是他们会将他们所敏感的事件通过画笔隐晦地表现在作品中。
这么一幅满是鞑靼人模样的《明妃出塞图》中王昭君出塞的目的何在？
自从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流域建立政权开始，金帝国就彻底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北部边患梦魇之中。而实际上，1205年铁木真便已经率领军队攻入西夏，意图通过征伐西夏，摧毁金人侧翼屏障。蒙古帝国建国后，成吉思汗又在1207年和1209年两次攻入西夏，迫使西夏称臣纳贡。西夏的臣服，使得鞑靼大军南下进攻金人再无侧翼威胁。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大举南侵。当年八月，双方会战于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地区）。金人意欲借燕山防线，阻挡成吉思汗的进攻。金人此战集结了45万大军，成吉思汗仅有10万军队，不论是从军队规模上说，还是从战场地理上说，金人均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这一仗，金人惨败。野狐岭会战的结果是决定性的。战胜之后的蒙古帝国军队，乘势攻入延庆，入居庸关。金中都以北几不设防。此后蒙古分兵三路，袭扰中原和辽西地区，暂缓了对中都城的军事压力。
金人这边，因为卫绍王对鞑靼策略不当，导致鞑靼崛起。野狐岭会战之后，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宫廷政变所杀，新即位的金国皇帝便是金宣宗完颜珣。死，对于卫绍王来说，多少是一种解脱。而完颜殉的即位，对他来说，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
根据《金史》和《大金国志》等史料的记载，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牧马南侵，兵围中都城。大兵压境，金廷震恐。此役，鞑靼大军虽未攻克中都城，但亡国的恐惧已经弥漫在整个中都城里。面对每况愈下的国势，金宣宗无奈之下打算以和亲的方法寻求自保，挽救金朝国祚。
成吉思汗眼见中都城难以骤然攻克，亦有退军之意，便派人诏谕金宣宗说：“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
金宣宗赶紧抓住机会求和：金人献出岐国公主、童男童女各五百人，以及大量金帛、马匹求和。
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鞑靼大军退出居庸关。金人暂时躲过一劫，国祚得以延续。
然而，金宣宗已经被成吉思汗的这次大军压境吓得魂不附体。在成吉思汗撤军之后，金宣宗便着手迁都事宜。他不顾大臣徒单镒和太学生的反对，决定迁都南京（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祜南迁”或者“宣宗南迁”。金廷南迁之后，金人索性放弃了全部的河北土地，将对蒙防御重心集中在了潼关一黄河一线。
然而，这一迁都事件，再次点燃了成吉思汗对金的怒火。成吉思汗严厉质问金宣宗：金廷南迁目的何在？是准备布置防御，再次与蒙古帝国为敌吗？
果不其然，成吉思汗以金人迁都导致背盟为借口，再次牧马南侵。金宣宗贞祜三年（1215），在金蒙和议后没多久，鞑靼大军再次兵围金中都。而此时的中都城守御，因为金宣宗迁都南京而空虚不堪。中都城破，成吉思汗纵兵大掠，纵火焚烧。大火烧了几个月才最终熄灭，金自海陵王时代开始营建并迁都的中都城，至此彻底毁于战火。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这段让金人国破家亡双泪暗的亡国史，却与这幅《明妃出塞图》的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幅名为《明妃出塞图》的作品，在作品拖后的题跋中，明代张锡如此写道：“和亲嫁女计已疏，后宫美人何足道。”金人在面对蒙古铁骑的军事威胁时，除了和亲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手段来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这段题跋“计已疏”可谓一语中的，正中作品背后最真实的历史故事。因此，这幅作品不过是以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唤起当时人对金人每况愈下，自保不暇国运的感慨。上文所提到的琵琶，实际并不是在暗示画面的主人公是王昭君。琵琶真正暗示的是昭君出塞与眼下金蒙和亲所相似的中原帝国面对强敌入侵时的无奈。
宫素然是镇阳人（今河北），金蒙之交时，正是蒙古铁骑频繁南下的地区。每次蒙古铁骑南下征金，必然要经过这一地区。国家日益衰落，北方敌人的持续侵略，都让宫素然成为那一段历史的见证者。画家在作品中用白描的手法，以零散的构图，更突出了人物所处的那个环境一一风雨飘零的帝国晚景。
不过，当下学术界，对于此图作者情况是存有争议的。画面最后，有作者款识曰：“镇阳官素然画”。款识字间距很大。这个“宫素然”，画史脱载，现有史料亦不详其爵里，今日所有关于此人的介绍，均为猜测。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女道士，这种推测是将款识句读为“镇阳宫，素然，画”而来。“宫”在宋金时代，多为道教宫观的称法;而另一种推测，也是依据款识而来，句读为“镇阳，宫素然，画”。不过镇阳作为地名，贵州地区有之，河北地区亦有之。根据画风和画面内容，大约应当是河北镇阳。但宫素然是谁，其事迹、画风史料均无记载。
此外，从作者的谜团又进一步衍生出这幅作品断代的问题。但在此图的断代研究中，亦有此图作于两宋之交，以及作于明清之际，甚至是清初作品的说法。
当然最有趣的是，金代有一名叫张瑀的人，创作过一幅名为《文姬归汉图》的画作。若我们将这两幅作品置于一处加以比对，我们会发现两图极其相似。因此，又有《明妃出塞圖》乃是张瑀摹本的说法。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清代初年的收藏大家梁清标。梁清标是第一个同时收藏有《明妃出塞图》和《文姬归汉图》两幅作品的收藏家。因为这两幅作品实在太像，加之此图有清代初年王渔洋的诗歌题咏，后又为清官《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被认为是南宋人的作品。所以便有了《明妃出塞图》为《文姬归汉图》摹本之说。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梁氏猜测，亦缺乏考证的依据做支撑。
《文姬归汉图》卷末款识有“祗应司张璃画”的字样。这显然说明作品并非南宋人所为。“祗应司”是金章宗完颜璟于泰和元年所设立，显然与南宋并无关联。可能是这四字年代久远，字迹模糊不清，款识中的“祗应司”被看成了“祗候司”，故而被认为是宋人画作。宋人画院有“祗候”一职。其官阶居于“待诏”之下，亦是宫廷画师的官职称谓。但两宋职官、行政机构设置中是没有“祗候司”这样的机构的。换言之，祗候是宋人官职，而“祗候司”于史所无。
因此，从“祗应司”的款识，我们可以知道《文姬归汉图》的作者张瑀，当是金章宗时代，或其后，金人某一宫廷画师。从历史时间来说，金章宗驾崩后即位的正是卫绍王完颜永济。卫绍王薨，即位者是金宣宗完颜珣。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推断，《文姬归汉图》的创作时间，或许也在从卫绍王到金宣宗时代。这与前文所论《昭君出塞图》的大致历史背景相仿。
若我们仅从画面内容、历史时代入手，很难得出《昭君出塞图》为《文姬归汉图》摹本的结论。但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文姬归汉图》作为金代宫廷绘画难得一见的传品，自然是我们了解金代宫廷绘画的第一手资料。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比同时期的金代宫廷绘画与南宋宫廷绘画的风格，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南北对峙的双方，其艺术发展已经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毕竟，与金人同一时期而略早的南宋光宗、宁宗朝的刘松年，其笔下的人物造型与绘画风格与金人存有明显不同。至于此后宁宗、理宗朝的马远、马麟父子的山水画作，则看不出任何唐人画作的遗风。反观这两幅金人作品，浓浓唐韵的遗留，显然是同一时代宋金两朝宫廷画师截然不同绘画风格的体现。
作者：吴启雷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