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士大夫之间的经济往来
人生在世，总有人情账。作为读书人的清代士大夫群体，即便满腹学问，浮沉宦海，也难免彼此之间要点缀人情，或多或少有着经济上的往来。
贫寒的士大夫往往需要借钱赶考、赴任。清代读书人参加考试以及官员赴任，交通不方便，甚至路上要花几个月时间的，花费不少，很多士大夫尤其是出身贫寒之人都是借钱启程的。
《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公（曾国藩）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这位晚清“中兴名臣”当年也是借钱去北京参加会试的。
曾国藩考中进士，回家復习后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其路费也是四处筹借的，有赠送的礼金，更多的是靠借贷。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向（曾）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同年六月，又写信向耒阳的同族曾忍斋、曾谦六借钱，没收到回信。八月，曾父当面又向曾谦六提出借钱，对方同意借银200两。可是到十月份，银子还没送来，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再度写信催借银两，并且还写了对联条幅送给曾谦六，以示结好。
衡阳县令等地方官员得知曾国藩将去京城参加散馆考试，都送了礼金给他作为旅费。新晋进士的寒碜，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官员们其实都有体会。
晚清名臣王文韶在同治六年（1867年）湖北道台任上时，一位叫徐子静的朋友被派云南任职，手头拮据，他慷慨解囊：“徐子静辞行，拟即由川（四川）赴滇（云南），长途薄宦……可矜亦可虑也，赠三十金。”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二十一日，有朋友恭养泉回京城任职，路费紧张，王文韶又“赠（恭）养泉百金，聊以送别。”
其实，翻看清代士大夫们的文字，你会发现很多凑钱集款去赴任的例子。在当时，经济宽裕后的士大夫接济手头拮据的同学、朋友也是人情往来的常事。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得知以前在京同为翰林、已亡故的黄麒祥的妻儿避乱乡间，生活困难，此时已是朝廷重臣的曾国藩请人代送30两银子慰问。当时，好友兼文友的吴子序回老家，曾国藩也“赠银二百两以为乱后葺屋补缀之费”。
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十七日，王文韶的朋友欧阳吉人去北京，缺少旅费，他“赠卅金并移百金”——明确说好，30两银子是赠送的，100两银子到京再归还。
作为同年参加乡试的“同学”，士大夫之间也有互帮互助的情分。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十四日，晚清名臣翁同龢的侄儿、过继儿子翁曾翰在日记中记述：“同年高文煜故，家贫，同人做助，余送二十千（钱）。”再有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二十八日，“知同人为覃溪先生后人集养赡资，得三百金，商俟收齐时交乐映川设法生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善心的士大夫们伸手互助，被认为是道义所在。
“雪中送炭”出钱帮乡亲度经济难关，在当时算得一件义举。清朝学者兼名幕僚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录了嘉靖年间一件真事：华亭县穷秀才周芳容去寻找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病死在归州的父亲，辗转颠沛，历尽困苦险恶，在急公好义的士大夫们的指点、资助之下，用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将父亲的骸骨背回了故乡安葬。作者在总结这件事情时说：“是役也，（周）芳容在京城时几冻恶死，正阳关几病死……非史君济以资斧不能至汉口……非刘州牧与张将军倡赙赠舟，不能浮江归里。”没有士大夫们“雪中送炭”的经济资助，孝顺的穷秀才绝对难以完成一件轰动当时的孝举。
再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因升官为翰林院侍讲，尽管自己的负担也很重，但是他依然从自己薪俸中挤出10两银子寄回湘乡，接济生活困难的曾氏族人。曾国藩官至封疆大吏后，更是常常接济亲朋故交。
士大夫之间，常常赠送礼金，表达问候之意。王文韶为地方官员时，常会顺托送奏折进京的差役们带送一些银两给在京的座师、朋友们，并致问候。其日记中所记不少，如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折差赴京……托送太属元卷公分八十两，另送书师元卷十二两。”
同治七年（1868年），当钱塘籍官员吴振械致仕归乡，路过湖北武昌时，身为布政使的王文韶特地出城拜见同乡前辈，并赠送100两银子，为其送行。
在经济上帮衬同乡士大夫是条件好的在京显宦之家乐于做的事情。翁曾翰按照长辈的要求常接济在京的同乡官员，如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二十七日，翁曾翰代表翁家“送同邑（京官）元券廿一份”，每份四两银子，共送出了21份，又“送陈屺瞻元券四两”。
清代士大夫们过年过节都给老师送“节敬”，座师家中有大事更要出钱尽力。如：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同年出知单，以愣香师须刻书三种”，学生们集资，翁曾翰出份子钱四两白银赞助;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其座师何受山在家守制，缺少用度，要学生们帮衬，“马焕卿同年偕云生来，传何师意欲同房八人集二百金以应目前之急。”对此，翁曾翰也颇有微词，在日记中抱怨：“想同人罗掘，未必能如数也。”后来，这位老师的夫人又让学生们集资为老师买房子，学生们只好勉力为之。
在京城的清代士大夫们会有些额外收入，多数来自家乡的“补贴”。《邓华熙日记》记述，咸丰年间广东举人邓华熙报捐员外郎，在刑部任职时，能收到家乡州县派分给他的“公车费”，作为一种对考中举人以上功名的知识分子的“补贴”，他领取的数额为白银三两六钱左右。作为京官，为本籍同乡出具考试、旌表印结一类的文字证明，也会收到馈赠银两，多少不等，这是小京官们的一项重要额外收入，曾国藩、邓华熙等人日记中都明确记录代办印结之事。
同时，清代地方官员在春夏之际，会向本籍的士大夫们奉上多少不一的炭敬、冰敬（其实就是银两）。“别敬”一类的馈赠，也是当时士大夫之间通常所行的。
官员们离开京城，如果条件好的话，会赠送亲朋好友们一些银两，称为“留别银”，这在士大夫之间很流行。来看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份：初六日，官员英朴奉送翁曾翰留别银八两;二十五日，来京城办事的地方大吏严渭春，是翁曾翰父亲的好友，离开京城时，送给翁曾翰一笔留别银，数额十六两。——这个月，翁曾翰收到了两份“留别银”，这是最普通的月份，其他时间，可想而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一，李鸿章离开京城时，给翁曾翰的“留别银”也是十六两。这样的留别赠银，从翁曾翰日记中来看，数量颇多，这与炭敬、冰敬以及别敬之类的经济赠与，同时并行。
据曾国藩记录，1840年，他初到北京落脚，全年开销为800两银子，其中还账300两，实际开销500两左右，其时，曾氏的仕途才起步，所得与所施，都很有限。而常熟翁家作为当时的显宦，收支金额就很大了。光绪元年（1875年）底，翁曾翰盘点在京家用账目，全年光应酬用银就为3900余两，数目颇大。其时，一品大学士的年薪也不过180两银子和180斛禄米。
总之，清代士大夫之间的经济往来，正常情况下，既有谋生的需要在内，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互帮互助以及尊敬、行善的道义。
作者：李晓巧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