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亚当·斯密如此“慷慨”地写道：“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
斯密刚打开经济学大门之时，就已窥得经济增长的门径，不过，他很快又退缩回去，在“自然秩序”的范畴之内，形成自洽的门格尔认为的“肤浅”的逻辑。因为斯密很快发现，倘若任由知识积累推动规模递增，市场集中、垄断也就不可避免，如此背离了自由竞争这一大的学术前提。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贵族学者，斯密绝对无法容忍学术上的逻辑冲突。但这一谨慎的且合乎时代的论述，等于关上了人类洞悉经济奥秘的大门，以至于经济学家长期无法在古典主义范式中发现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及人的价值，更不要说企业家才能。
200多年来，经济学家试图从《国富论》中挖掘出一套自圆其说的学术范式。最终他们发现了“看不见的手”，而这句话在整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看不见的手”的逻辑体系下，自利之心作为驱动力，生产要素进入一种自我调节配置的高效状态。如此，一个完整的自洽的古典主义学术范式就形成了。
但“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艾玛·乔治娜·罗斯柴尔德曾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说“看不见的手”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重要概念，而是在开一个反讽的玩笑。
早在《国富论》之前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也提及过一次“看不见的手”。今天，不少人误以为，《国富论》基于自利心，《道德情操论》基于同情心，二者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
实际上，但凡细读过《道德情操论》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斯密多次强调，同情心无关利己与利他，是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同感”。这一底层的心理，触发人类仁慈与正义的美德，以及谨慎的美德。斯密认为，仁慈、正义的美德出于利他，而谨慎的美德出于利己。所以，在斯密看来，利己与利他的初衷都可以产生美德。
斯密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斯多葛学派的基督教伦理学及美学，其延承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及其导师哈奇森关于仁爱德行的基督教思想。但在同时代，还有一种与仁爱互为对立的学说，那就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以及贝尔纳德·孟德维尔等主张人性之恶、自利以及自爱思想。
亚当·斯密在第七卷介绍了孟德维尔的思想，孟德维尔认为，人类的美德完全源于人的自私，社会发展来自人们对各自激情及自我欲望的追求。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表达的“私恶即公利”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自幼涉猎甚广的斯密思维开阔，擅长博采众长。他吸收了霍布斯、孟德维尔等人的思想，巧妙地从同情心衍生出基于自私、自爱的谨慎美德，从而构建了完备的社会伦理学体系。
《道德情操论》帮助斯密赢得广泛声誉，使其跻身欧洲一流学者的行列。在伦理学历史上，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并非在学术上“兼收并蓄”，而是具有启蒙意义。
斯密所处的历史年代，正处于欧洲思想启蒙时期，牛顿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彻底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原有的教会权威被打破，人的思想开始挣脱神学的束缚。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期间，就对牛顿的自然哲学非常感兴趣。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多年的讲义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部分手稿“自然神学”。但是，作为一名“以德报怨的好基督徒”（其好友休谟的评价），斯密注定不可能像休谟一样变成无神论者。
所以，斯密信奉的是当时流行的自然神学。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同时以理性和经验来构筑上帝的教义。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这样写道：“管理宇宙这个庞大的机体，关怀一切有灵性、有知觉的生物，这些都不是人的职责，而是上帝的职责。人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这是一个更适合人的有限的智力与能力的职责范围，所以我们不能以思考高尚的事情为借口而忽略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小事情。”
简而言之，他认为上帝是就像“钟表匠”设计了世间万物运行的规则。宇宙大事及世间规律归上帝管，追求幸福及道德情操则是人类自己的责任。这就意味着，斯密将道德从传统宗教中脱离出来，拒绝教会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中介，道德不服从于教会教义，而与上帝的规则一道，共同服务于人类的幸福。
从《道德情操论》来看，亚当·斯密发现了“人的价值”，将人从“上帝之手”中“解救”出来，可以主动追求人类的福祉，关爱他人的幸福。但是，为什么《国富论》中，斯密又似乎退缩到“上帝主宰”，将人置于“看不见的手”之下支配呢？
后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市场规律，或者说实话市场规律的一种隐喻。实际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市场规律四个字。以斯密的学术背景以及当时时代来说，斯密不大可能直接跳脱到绝对的科学主义，所以“看不见的手”最可能的解释是自然神学——上帝之手。
文 | 智本社
智本社 |一个听硬课、读硬书、看硬文的硬核学习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zhibenshe0-1），学习更多深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