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学家对于忽必烈征伐诸国的另外一个原因归结为“追灭南宋移民，防止他们借助于诸国兵力图兴复”。这种归结是有依据的。南宋灭亡之后，面对南宋遗留下的军队，忽必烈对此是很不信任的。在襄阳和崖山之战中，元朝收编的南宋军队为新附军，达十万余众。
对于这样一致数量很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元朝统治者既不敢轻易杀降，又不敢轻率遣散。对于这样一支不信任的军队，每遇战事，都往往首先被调发出征。第二次征伐日本的时候，“范文虎请求战马和回回炮时，忽必烈说：这是海战，用那些干什么”，拒绝了范文虎的请求，最终新附军在对日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而作为统帅的范文虎在征伐失败真相败露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在罢官一年后，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庚子，忽必烈仍旧以范文虎为左垂，商量枢密院事。这些情况，反映了忽必烈的轻敌和对新附军的轻视，同时也反映了忽必烈对新附军的不信任。忽必烈希望通过对外作战，消耗南宋遗留的军队，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忽必烈虽然征服了南宋，但是江南仍旧多有反抗元廷之举，元朝为了稳固江南局势，对当地的叛乱给予了残酷的镇压，同时又不断抽取江南壮丁充当士兵。湖广行省曾经有奏：“本省镇戍凡七十余所，连岁征战，士卒精锐者罢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过二百人”。通过连续的征兵，使得江南的反抗力量逐渐的被削弱，可以间接的打击江南“抗元复宋”的有生力量。
南宋灭亡之后，“诸文武臣流离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除左垂相陈宜中走占城外，尚有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兼广西宣谕使曾渊子等，这些南宋移民不忘故国，颇有与南洋诸国联结谋兴复的图谋”。因此在面对内有叛乱，外有联结图谋的形势下，忽必烈为了防止南宋遗民借助南洋诸国的兵力“复宋”意图，通过对内征兵，对外征伐的策略，消耗南宋遗民的反抗力量，打击海外支援势力，来实现其统治的稳定性。至元二十二(1285)年对安南的征伐中，元军就“于安演州、清化、长安、获亡宋陈尚书婿、交趾梁奉御及赵孟信、叶郎将等四百余人”。因此，防止南宋残余势力的兴起，也是忽必烈所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
日本是回绝元朝最坚决的国家，多次遣使或遇杀戮或遭驱逐，因而最早遭到忽必烈的用兵。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在南宋还没有被灭掉之前，忽必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招使高丽签军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同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拨都鲁轻疾舟、涉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
八月，忻都等将领率领蒙军、汉军以及高丽军从合浦出发，十月，攻占日本对马和一岐二岛。随后，日本军队集结主力与元军大战于博多湾，孤军深入的元军遭到猛烈阻击，并且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兵疲箭尽，不得已于当年十一月全军撤到船上。然而，在夜晚时分，元军遭到了海上狂风暴雨的袭击，元军损失惨重，将领以及战士们都无再战之心，元军逐渐撤回国境，此次征伐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史书称之为“文永之役”。
灭宋之后，忽必烈紧接着就发动了对日本的第二次战争。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忽必烈“命日本行省右垂相阿刺罕、右垂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此次东征，元军一路由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之众从庆元出发，另一路由忻都、洪茶丘等率蒙古、汉军、及高丽军四万人从金州合浦征出发，两路军准备聚合于一岐岛。范文虎所部未能够如期和忻都所部会合，忻都和洪茶丘部独军在一岐岛以火炮击败日军，进至志贺岛、宗像洋。此后军中疫情严重，士气低落，接连失利。而范文虎所部率新附军停至鹰岛时，再次遇到海上飓风袭击，导致元军“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范文虎弃船“独自走高丽”。剩下的元军除少数外遭到日本军全部杀戮，最终元军“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征日大军最终丧师十余万，惨败而归。日本史书称之为“弘安之役”。
这几次大战之后南宋降兵的力量基本耗尽，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得以安稳。
参考资料
【1】元史
